习近平想让中国再次伟大

加拿大环球邮报日前发表了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的一篇文章。洛弗尔是伦敦大学伯克学院的近代中国教授。她是《毛泽东主义：一个全球的历史》（Maoism: A Global History）的作者，该书获得了今年的坎迪尔历史学（Cundill History Prize）奖。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最近在2017年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产生。共有370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此会。这种通常一年一次的会议是讨论中共各项政策的重要论坛。在2018年2月的上届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做出了过去40年来最有政治争议的政策之一：废除了中国宪法中的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的规定。由于此改变，习近平可能会和毛泽东一样，是个终身的统治者。废除主席终身制于1982年实行，目的是防止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不受制约、反复无常的统治。

恢复国家主席终生制后，许多观察者得出结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正朝着毛时代大步跃进（大踏步地复辟）。然而，仔细观察在中共最近一次党代会的两个公告，你不难发现，这个改变的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即使两个文件前后矛盾的地方。



我们也许需要等很多年，甚至永远不知道中共在铁门紧闭的会议上究竟谈了些什么。为了防止会议内容外泄，会议期间的所有代表不得离开。因此，中国政治精英究竟在谈什么，局外人都蒙在鼓里。人们只能通过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发布的两个文件中猜测会议的内容。第一个文件的标题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介绍了中共塑造民族特色的蓝图。第二个“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全会通过的决议。将文件汇总起来看，这两个文件提出了全面的、表现自信的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这两份文件都突出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成就：他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将“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党的思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的社会主义被誉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和道德基础。”所有这些都印证了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一直为自己打造的强人形象，让人顶礼膜拜。 这些文件还概述了如何通过全国性的社区机构网络、电视和广告网络向普通老百姓宣传习近平开明的社会主义美德。全会决议宣告有必要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杰出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习近平的伟大计划是“中国梦”。按照英语的说法，你可以称其为“使中国再次伟大”：全面复辟，使中国重返19世纪以前的辉煌历史。



对中共而言，用这种方式表达狂妄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野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它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共产党从外国借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中。 （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中，布尔什维克一直努力创造“新的苏联男人和女人”。）自1949年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运动，以改变它治下的老百姓。在1990年代，中共大声疾呼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尽管中国的许多小说家都在用笔创作最淫秽，露骨的性爱故事。但是，这次的文件表明，中共对道德进行微观管理的热情是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以来从未见过的。道德行为的最新蓝图包括教育，互联网控制，环境保护，消费习惯，餐桌礼仪和葬礼。

然而，尽管中共具有惊人的统一调门，但中共的主张与当今中国的各种思想和奋斗目标想矛盾。一方面，这些文件称赞民主，自由，创造力和正义之类的价值观，但要实现这样的价值观需要人们可以自由辩论和讨论才能实现。另一方面，这两股力量都对一件事没有异议，那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大家都致力于统一和振兴中华民族。



这一做法将设法把五千年的“中国传统”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色基因”天衣无缝地合二为一，与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将旧的信仰和行为模式视为危险的异端背道而驰。即使在垂死的岁月中，毛泽东仍然有精神发动对孔夫子的人民战争。习近平的做法自相矛盾，一方面赞扬孔夫子的美德：仁慈，和谐，尊重老人和家庭，一方面又颂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中国的皇帝历来提倡儒家美德，以培养百姓对皇帝的忠实，就像孩子应该尊敬父母一样。皇帝向百姓宣扬对帝国的忠实，从而百姓对统治者百依百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同样希望利用儒家复兴来灌输老百姓对“祖国”及其中共一党执政的效忠。

这一计划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来自中共本身的历史，虽然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自2012年以来（这是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的第一次），习近平在中国复辟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和政治。中国人尽管在毛泽东统治的时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包括牺牲性命，但习近平和他的左膀右臂却仍然使毛泽东政治文化复辟：如批评-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和个人崇拜。正如一位敏锐的读者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甚至模仿了毛的笔迹。他效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一个搞政治纯正的成功典范。因此，这次全会文件里都有毛泽东的踪影：中国人民“站起来”、 “党指挥枪。”这似乎同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相呼应，即中共要不间断地革命，以“保持党的纯洁”。



问题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与毛泽东的中国有所不同（你甚至看不出有何共同之处）：当今的中国与全球金融系统紧密相连，社会的稳定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因此，这次全会也必须承认，中共如今表面上的荣耀并非来自毛泽东，而是来自中共所描述的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奇迹，而当年的毛泽东整天念叨的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纯洁。

全会的这两份文件均不承认其框架和雄心有任何前后矛盾的地方。决议以“以习近平为核心，全党全民紧密团结，增强信心，保持决心，大力前进和创新，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告终。中共宣称：儒家思想和毛泽东东主义，民主和统一，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实现这个大杂烩的目标前提是对党的忠诚。

尽管中共的口号震天响，但实际上中共很脆弱。习近平在9月在中共精英培训机构-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敦促中共要对国内和国际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环境和安全的挑战无处不在，并且在日益加剧。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不祥地重申，如果香港的局势恶化，“党中央不会袖手旁观……在香港问题上没有中间立场，没有犹豫或妥协的余地。”



习近平先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一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今年第二季度的数字表明，这是27年来最低的增长率。与美国的贸易战威胁着中国经济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处于最低潮。在西北边境的新疆，北京建立了“再教育中心”网络，造成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维吾尔人回不了家。自六月以来，香港百姓坚持不懈地上街，抗议北京对其半自治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的侵蚀。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似乎有一个中国西部的高级官员跳楼自杀。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己与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中国将如何将毛派传统与全球化的现代化的中国进行杂交？如何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党政治、毛泽东式的思想纯洁和信仰，和中国的古老传统，民主，文化多元和只顾赚钱的经济进行调和？中国目前最容易接受的显然是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视矛盾为动力，尽管他自己的思想和统治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变得越来越僵化，但他的革命（源于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使中国适应了这种“游击战思维”的决策方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仍可以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同时却继续强调秉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得多的时代，中共宣布了这一“全面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