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扶社稷 铁骨护山河

父亲徐四民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我们对他的怀念比以往更加强烈，因为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我们今年必定给他庆祝百年诞辰。但是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只能用回忆来缓解我们对他的无限思念。

父亲的三个人生阶段

父亲於1914年8月20日在缅甸仰光出生。1964年他作出了他人生中艰难而重要的一次抉择，离开他生活了50年的故乡缅甸，到北京定居。12年后的1976年，他又作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重要抉择，举家从北京迁居香港。他在香港居住了31年，直到他2007年去世。所以，父亲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缅甸50年、北京12年、香港31年。

父亲1964年到北京定居后，曾担任过中侨委委员和全国侨联驻会委员。不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侨委和全国侨联的领导都被红卫兵打倒，陷於瘫痪，接下来的10年，父亲无所事事，心情非常苦闷。对于父亲来说，在北京的12年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12年，是虚度光阴的12年。但是，他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对他的第三人生阶段提供了宝贵的人生阅历，让他继续在社会上发放正能量。

父亲的第二人生阶段虽然黯淡无光，但是，历时50年的第一人生阶段和历时31年的第三人生阶段却是多姿多采和充满传奇。他在第三人生阶段创办了《镜报》，倾注了30年的心血。适逢其时，碰上改革开放、中英谈判、香港回归，他通过《镜报》和全国政协这两个平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献计献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50年前的旧事非常遥远，回忆起来更加耐人寻味，所以我把我的回忆重点放在父亲的第一人生阶段--缅甸50年。

烙在我童年记忆的两件事

我在战火纷乱的年代出生於缅甸，在缅甸度过了我的童年。战争和日军的暴行虽然残酷和血腥，但是不可能给刚出生的婴孩留下任何记忆，所以我对童年的记忆始於战后的和平年代。战后的缅甸百废待兴，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是幸福的，让我对我的童年和我的家庭留下了美好和温馨的回忆。我最初的童年记忆是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是在父亲办公的《新仰光报》报馆附近的一所学校。每天早上父亲上班之前把我送到学校，下午放学自己走回报馆找父亲，等父亲下班才一同回家。我坐在离父亲不远的桌子上做作业，不时望着父亲手拿着笔在总经理办公桌上繁忙工作，这形象至今还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是7岁那年，有一天父亲手执一面红色的旗子带我上到我们家四楼的窗口。窗口前立着一根旗杆，父亲把旗子固定在旗杆上的一条绳子，然后叫我帮他往下拉绳子，我看到旗子冉冉上升，高兴地拼命往下拉，直到红色旗子飘扬在旗杆顶上。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我和父亲一同拉上去的红色旗子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那一天是1949年10月2日，缅甸爱国侨胞满怀豪情，在北京开国庆典举行后的第二天，首先在东南亚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7岁的我竟然也有幸运参与了这项光荣的行动。

聆听父亲发自北京的声音

在家升旗前几个月，父亲有一段时间不见了。向母亲询问父亲的去处，母亲只答说他过些时候就回来，第二年也是如此。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到北平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去了（后来改名全国政协会议），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的历史性会议，国名、国旗和国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鉴於当时国际和缅甸的政治形势，父亲是秘密去参加会议的，知道的人很少，更不用说只有7岁的儿子了。
5年后的1954年，父亲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国际和缅甸形势已改变，不必再隐瞒身份，可以公开出席会议了。当时我已是开始懂事的12岁孩子，父亲不在家时知道他上哪儿去了。父亲走后几天，我正在我家的街道上和邻居孩子玩耍，母亲喊我回去。我回到家门口时，听到父亲讲话的声音，大喊一声爸就冲进家去。只见母亲站在收音机旁，没见到父亲，父亲的声音是从收音机出来的。母亲告诉我说收音机正在广播父亲在人大会议上发言的录音，叫我好好听。我从来没想到父亲那熟悉、慈祥的声音会从收音机出来，即惊奇又高兴，冲淡了见不到父亲的失望。

父亲的手枪

新中国诞生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承认中国的国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驻缅大使也迅速采取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率全体馆员宣布起义。但是，仍然有一些国民党人和逃窜到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在缅华社会制造事端、搞破坏、滋事行凶，不但伤人，还开枪杀人。仰光华侨女子中学校董和校友反对亲台湾的校长私自把校名改成「中正中学」的斗争中，爱国的副董事长曾顺续遭人在大街上用枪射杀，令缅华社会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父亲白天出门有司机开车，晚上出去开会或参加社会活动都是自己开车。发生枪杀事件后，父亲较少晚上出门，有时有紧急会议不得不出门时，就叫我跟他去。我虽然还是个少年，却是家中长子，义不容辞，拿了功课和作业陪父亲出门。有一晚，我坐在父亲驾驶座旁边，穿着夏威夷衫的父亲在开动机器前，撩开衣衫下襟摸一个东西，让我看见了插在父亲裤腰的一把手枪。我对这把手枪并不陌生，在家里见过父亲拭擦它，也知道它的来历。二战日军侵入仰光前夕，市民纷纷逃离，政府机构开始撤退，撤退前提供手枪和持枪执照，委托父亲在华区组织一支义务警队，负责维持沦陷前华区的治安，父亲的手枪就是那个时候获得的。令我瞪目结舌的是看到父亲晚上出门竟然得把手枪插在裤腰，作自卫防身用，一股寒意直上背脊梁，我小小的心灵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影。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下的不止是我们父子俩，受伤害最大的应该是母亲。家门口经常被人贴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等恐吓纸条，她担惊受怕的情形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过她的一句哀叹或怨言。

相濡以沫的父母

父亲和母亲郭素兰於1940年11月3日在仰光喜结连理，相继生下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给了我们一个无限温馨和幸福的家庭。小时候常听父亲说起他和母亲结婚的那一天，适逢缅华社会第一次宣布星期日是公共假期，所有商店关门休假，使他们的婚礼盛况空前，到贺的嘉宾如云，高朋满座，共同见证了这一段金玉良缘。父亲每次描述那天情景，乐由心生，喜形於色，我们从小就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母亲的疼爱。50年后，父亲在庆祝金婚的晚宴上说的一段话更令人感动：「在我参加海外华侨爱国活动的过程中，素兰常为我担惊受怕，但她从无怨言。我们共同创业，几度倾家荡产，几度从零开始。我们相持相扶，同甘共苦，始终如一。」道出了半个世纪的浓情蜜意。2003年母亲去世，父亲非常悲痛，在追悼会上送给母亲的心状花圈上写下了「陪伴一生 相思无期」八个大字，表达了对母亲陪伴一生的感激和无限思念之情。　

丹心扶社稷  铁骨护山河

父亲不论在那里定居，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总是挂着一幅对联：「丹心扶社稷 铁骨护山河」。这幅对联是1952年，年仅38岁的父亲回国观光，时任中侨委主任何香凝接见他时，亲自执笔书写赠予他的。对联总共10个字，笔迹无比苍劲，词句非常工整，含义何等深刻！记得我年轻时曾对父亲说，这是何香凝老人家对您为新中国和侨胞所作贡献的高度赞许。父亲说不，这是她老人家对我的期望。我终於明白为什么父亲这么注重这幅对联，总把它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因为他把这10个字当成他的座右铭，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55年如一日，他奋斗不懈，不负何香凝老人家的期望，实现了他的目标。父亲走后，这幅对联仍然挂在父亲生前挂着的地方，这10个字已不只是何香凝老人家对他的期望，更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评价。

父亲与中国国家领导人

1955年，前往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停留期间遭国民党特工安放炸药，在飞往印尼途中被炸毁。由於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路线不在机内，行刺他的计划失败。此后，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都由昆明先飞仰光，再转飞各地，回程走相反路线，先到仰光再飞昆明。于是，父亲的汽车经常驰骋於仰光和14公里外的孟加拉洞机场，接送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结下了特殊的关系和感情，尤其是经过次数最多的周总理和中侨委主任廖承志。1956、1957年父亲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总理两次在中南海紫光阁单独接见他。父亲和廖承志的来往次数最多，关系也最密切。记得有一次父亲叫我去市场买榴莲，说是要拿去给廖主任吃的，足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父亲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不只是会面或机场接送，更重要的是参与了他们访缅期间的保安工作。中国重要领导人访问缅甸时，机场会有侨界代表，道路两旁会有欢迎的华侨群众，缅方都会找父亲商讨有关保安措施。 

与缅甸友人的「胞波」情谊

缅甸人民是一个纯朴善良的民族，生活在伊洛瓦底江畔的缅甸华侨一向与缅甸人民友好相处，在生活中互相帮助，亲如兄弟，被缅甸人称为「胞波」(缅语同胞兄弟)。待人以诚的父亲和缅甸人相处，性格相似，很快就成为真诚的好朋友。不论是在仰光或是二战逃难途中，不论是平民百姓或是政府高官，他都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逃难途中有缅甸高僧收留父亲，让他避过日军的搜捕；二次大战停战后，《新仰光报》创刊1周年茶会上，缅甸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亲临祝贺；曾经担任过代总理的缅甸政坛要人吴巴瑞和父亲是坦诚相待的朋友，多次为缅华社会的事务提供宝贵意见和协助。父亲在缅甸土生土长，在缅甸成家立业，不但自己和缅甸人民友好相处，也为推动缅甸华侨融入主流社会、促进中缅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父亲能够顺利完成这些工作，主要是他与缅甸政府部长、军方将领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缅甸侨胞从1948年开始，每逢中国新年都举办春节文娱广场，每次一连举办七个晚上，内容有文艺节目、球赛、象棋比赛、电影、杂技、灯谜，还有儿童乐园、商场、书店和饮食摊等。春节文娱广场不但吸引了众多侨胞前来游览，欢度佳节，也有不少缅甸人带着家人来体验中国人过年的气氛，增加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父亲每年都邀请缅甸友人剪彩开幕，如他的好友体育部长吴苏威、文化部长吴巴苏、贸易发展部长吴顿、缅甸陆军参谋长昂枝准将等，他们在致辞中都强调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充分肯定华侨对缅甸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我对这些为春节文娱广场剪彩开幕的缅甸高官都很熟悉，听到他们发表友好讲话，看到父亲为推动华侨融入主流社会和促进中缅友好所作的努力开花结果，感到非常欣慰。

天安门广场同观礼

中国与缅甸有两千多公里长的边界线，新中国成立时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存在争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缅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着手解决边界问题，双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协商，达成了协议，於1960年1月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决定於同年10月1日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为庆祝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边界条约的签署，缅甸派出三百多人的庞大访华代表团，包括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团、贸易代表团、文化代表团等十几个代表团。父亲以缅甸华商商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参加了缅甸贸易代表团。由苏敏上校为团长的文化代表团人数最多，为体现中缅亲情，代表团决定访华演出时也表演中国舞蹈和歌曲。但是缅甸艺术家不懂跳中国舞蹈，苏敏上校在昂枝准将授意下，来找父亲帮忙。在父亲介绍下挑选了22名华侨子女参加缅甸文化代表团访华演出。我的小提琴拉得不错，有幸被挑选参加乐队伴奏和中文歌曲合唱。我能和父亲一同参加缅甸代表团访华，感到非常荣幸。10月1日和父亲一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观看盛大的国庆游行，更令我终生难忘。39年后的1999年，父亲应邀赴北京参加50周年国庆大典。当时父亲已是85岁高龄，走路要柱拐杖，出门必须坐轮椅，是我推着父亲参加50周年国庆大典。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父亲，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39年前父子俩一同参加国庆观礼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和50周年国庆大典上亲眼见到的群众游行场面交织在一起，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恢复平静。

半楼夜谈天下事

我们在仰光的家，是一栋四层大厦。底层是商店，楼上是住家。商店最早是祖父徐赞周的「鼎新书局」，售书兼印刷。二战结束后逃难回来时，鼎新书局已被洗劫一空，大厦成一栋空楼。父母从零开始，重新创业。父亲除了和朋友创办《新仰光报》外，在自家楼下创立了「鼎和公司」。父亲凭敏锐的眼光和机智的经商之道，取得了全缅燕窝的经销权和西德奥林比亚(Olympia)打字机等办公用品的全缅总代理权。这种独家生意使他在经济上打下了稳健的根基和良好的发展前途，给予我们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鼎和公司的业务发展后，二楼不再住人，一半储存商品，一半做打字机维修部。

楼下全层用做商店，后半部加盖一个半楼做办公室， 这个半楼对我意义重大，我在此度过了不少时光。从中学开始，我经常到半楼做功课或阅读公司订的中、英、缅报刊。记得开始时英文报纸上十个字中有六七个是生词，必须拿着一本英汉字典边查询边阅读，非常吃力。但是持之以恒，发现不再需要经常翻查手中的字典时，心里感到特别兴奋。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晚上在家里除了打乒乓练琴，其他娱乐很少。晚饭后父母出去散步时我特别喜欢陪他们去，因为散步回来常坐在半楼沙发休息，喝茶聊天，有时聊到深更半夜，聆听父亲谈论天下大事，特别是有关缅甸和中国的大事。我从谈话中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了解他对时局的判断和看法，了解他对中国和缅甸的牵挂和情感，了解他的为人处事之道，深受他的熏陶，获益良多，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从祖父的教诲中得知满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他亲身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 、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很早就拥护中国共产党。父亲在半楼谈论国共之争时经常笑说，他拥护共产党的时候连共产党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后来才得知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在延安会见毛主席后回南洋的陈嘉庚先生路过缅甸仰光时，在华侨欢迎会上父亲亲耳聆听他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论断之后，更坚定了父亲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此后六十多年，父亲与中国共产党成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诤友。

早在积极参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的活动时，父亲就和主持新加坡南侨筹账总会的陈嘉庚先生因志同道合而结下了忘年之交。《新仰光报》3周年报庆时陈嘉庚亲自题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缅甸华侨升起东南亚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陈嘉庚又在他领导的《南华早报》上发表了「向缅甸华侨看齐」的社评。父亲非常崇敬陈嘉庚，在半楼谈及亦师亦友的陈嘉庚老先生时总是露出惺惺相惜之情。记得1961年的一天，父亲郁郁寡欢，神情沉重，叫店里的职员去买上好的锦料。买回锦料看见父亲写挽联时才知道陈嘉庚先生已去世，父亲把自己亲笔写在锦料上的挽联寄到福建祭奠他非常崇敬的陈嘉庚老先生。

随着时局的变迁，我们谈话的主题和内容也不断改变。上世纪50年代中末期，中国领导人频频访问缅甸，中缅关系良好，常听父亲介绍他和两国领导人接触交往时的一些趣事，听得让我入神。1962年3月2日，缅甸军队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吴努政权，宣布实施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同年7月7日，军队在仰光大学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杀死多名学生，军政府宣布关闭大学。缅甸政局发生动荡，我停课闲在家里，和父母的半楼夜谈也更加频繁，谈话主题以缅甸政局为主。父亲认为政府在校园内对学生开枪必然失去民心，他对缅甸政局感到担忧和悲观，认为对缅甸、对华侨都很不利。父亲对时局作了最坏打算，也作了必要时离开缅甸的部署。父亲对缅甸时局的判断令我忧心忡忡，事实证明了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两年后，军政府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把所有商店收归国有，广播的同时军队接管了所有的商店；几个月后又宣布废除100元和50元大钞，华侨损失惨重。父亲的商店被收归国有，半楼已被征用，我们的半楼夜谈宣告结束。父亲在商店被收归国有和大钞被废除之后作出了离开缅甸的决定，但是离开缅甸的部署却是在半楼做出的。父亲离开缅甸三年后，缅甸发生了令世界惊愕的排华事件，不少华侨被杀害，再次证明了父亲对缅甸时局的正确判断。

为父亲谱曲

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学习一样乐器，我选择小提琴，跟名师学拉小提琴，颇有心得，曾在缅甸广播电台管弦乐队担任第一小提琴，经常参加缅甸华侨的文艺晚会演出。父亲80岁诞辰时在香港举办一个庆祝晚会，我为了增加晚宴的欢乐气氛，特地为父亲的五个孙子孙女谱写了一首祝寿歌，让他们登台演唱，为祖父祝寿。一年后，我巴黎家里的传真机上收到父亲传来的一首诗，注明是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给他的一首尚未发表的诗的手稿 :「万里来寻伊丽州，边城叶落又逢秋。将军大树迎风立，惠远长渠彻夜流。迁客犹思驱寇策，诸公唯作爱身谋。珠还南海无多日，为报君知两宿留。」父亲觉得这首怀念林则徐的诗对回归前夕的香港具有现实意义，要我把诗谱成歌曲让大家演唱。我写的祝寿歌是给小孩子唱的，要求不高。现在要我为名人的诗谱曲，非同小可，可是父命不可违，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任务。歌曲谱写完毕后，父亲让一位歌唱家唱给作者听，作者满意后才正式发表，后来被选入《香港好歌献九七》CD碟中。

父亲一生爱国，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他通过自身感受对「爱国」这两个字有独特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一个华侨的经历》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中国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伟大教师，我从祖国的存在中学习到许多真理。我爱她，尽管她给过我不少痛苦，我永远寄望於她，虽然她也曾使我失望过。所有这一切，是由於我是她的儿子，一个最诚实，可能也是最固执的儿子。」父亲的回忆录是到香港后才写的，当我在回忆录中读到这一段时，耳中响起了半楼夜谈时父亲有关爱国的许多论述，我特别能理解父亲对祖国的情怀。有了为周南社长的诗谱曲的经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再次斗胆拿起笔来，为父亲的这一段名言谱曲，取歌名「我是祖国的儿子」。

含泪送别父亲

缅甸军政府把商店收归国有并废除大钞之后，父母面临从零开始、重新创业的困境，何去何从，必须作出抉择。父亲根据半楼夜谈时深思熟虑的部署，作出了分两批移居北京的决定：父亲先带两个小妹妹取道昆明飞北京，等安顿下来后由母亲带大妹妹和弟弟到北京团聚，我一个人留下来关照楼下两层已被收归国有的祖屋。我们温馨的家庭第一次面临离别的痛苦时刻，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母亲。1964年7月26日当这一时刻来临的时候，为了减轻母亲是痛苦，我们决定由我一个人送父亲和两个妹妹去机场。在机场14公里的公路上，我们四个人心情沉重，大家默默无语，只觉得汽车开得太快，心中多么希望推迟抵达机场的时间，推迟离别的痛苦时刻。可是时间不会停留，孟加拉洞机场终於出现在眼前，离别的时刻终於来临了。互相叮嘱的话在家里已讲过不知多少遍，无需再重复，大家仍然是默默无语。当我放开父亲温暖的手，目送他高大的身影带着两个妹妹走进安检室，想到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时，泪水不禁脱眶而出。

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在孟加拉洞机场含泪送父亲离开缅甸后，和父亲重逢时已是12年之后。那时父亲已移居香港，当时他62岁。我没有在父亲身上看到任何想要隐退的迹象，他在北京失去了12年宝贵的光阴，他只想把光阴再夺回来，这意味着他必须再次从零开始。但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创业，那是何等艰难，是非常巨大的挑战。父亲顶住了困难和挑战，成立了新和国货公司，更重要的是创办了《镜报》，建立了让他施展抱负的平台，继续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父亲把「丹心扶社稷  铁骨护山河」当座右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生。他在香港31年的奋斗多姿多采、跌宕起伏、有成功有挫折，传奇性不亚於在缅甸的50年。他去世的时候，灵柩上覆盖国旗，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国家领导人都送来花圈悼念，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廖晖主任专程从北京到香港参加父亲的追悼会。父亲奋斗终生取得的成绩和作出的贡献获得国家的充分肯定，当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