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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文革中我女儿度过了她们的童年
My daughters’ turbulent childhood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的文革另许多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家庭被拆散。由于干部被送进监狱和农村,孩子被迫与父母分离。成铁妹老人回顾了她在这一疯狂和毁灭性的年代她的女儿们的悲惨遭遇。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turned many lives upside down. Many families were destroyed and children were forced to live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who were sent to prison or countryside. Tiemei Cheng, a senior immigrant, recalled the hardship endured by her two daughters during this crazy calamitous time.

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那时身临其境的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五岁,说不定都已忘记了当时是怎么生活的。我愿帮他们梳理一下,以便日后回忆自己的成长史时做个参考。

当时我的所有亲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冲击之列。之后,他们又纷纷离开北京。先是大孩子随着当教授的爷爷奶奶去了四川。小孩子跟我母亲逃到在山西汾西矿务局任工程师的舅舅家。本来母亲不是地主,但造反派硬说她是地主,老太太自顾不暇,还带着个外孙女,又怕连累正在被斗的舅舅,干脆回到老家,乡亲、邻居颇为照顾,反倒让她进了安乐窝,再没有人加害于她。过了些时,有位知己朋友偷偷和我说
:你把孩子都打发到外地,就不怕回不来了,怎么念书啊。我听了人家的肺腑之言,觉得有道理,但思绪万千,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最后终于决定,先把大孩子弄回来。这孩子也真能干,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硬是从四川坐火车回到北京。至于小孩子,我只能亲自去山西接回来,暂时安排在街道幼儿园。当时,先生已被关起来,我也要下放劳动,两个孩子怎么妥善安置,真是难坏了我。当时我们家住东城区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先生被审查,大儿子自杀。东屋是造反派,不敢多搭话。门口的一家,虽也是造反派,但实质人不错,男的也在农场,是我们的基层领导,女的是小学老师,晚上才回家。我家只有两个孩子。有一次院里三家都被小偷撬门,丢了东西。唯有我家,是我那个读书很多的弟弟,认准了锁按的越多,保险系数越大的‘真理’,给我家门上上下左右按了四把锁,结果小偷撬烦了没有撬开,真是幸运。我的两个女儿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让我怎么放心得下。

当时大女儿上小学,我只能求校长收留她在学校吃饭,放学后督促她回家做功课。校长说:小学生没有食堂,只能破例收在老师食堂吃饭。我带孩子亲自见了食堂唯一的一位中年胖胖的女厨师,一看就心地善良,看了孩子就笑嘻嘻的说
:收下了。同时还对孩子说:要帮我干活儿啊。孩子答应了。我也说:只要不影响功课就行。那时北京冬天大白菜多,吃包子、饺子是经常的事,于是踩上板凳擀皮子就落在孩子的头上了。至今擀皮子的技术要高人一筹呢。要说我的孩子算是懂事,放学后绝不在外逗留,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做功课,晚上一人睡觉害怕,常常是开着收音机睡一休,东屋邻居为此还有反映。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求门口邻居收到她家睡觉。人家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十几米的房子,已经够挤的,我只能从我家拿两把椅子,让我女儿睡,虽受点罪,但我放心多了。到我休息时买上些礼物,送给人家。这样的日子凑合了一年多。至今,我和女儿说起来,还念人家的好呢。

二女儿在幼儿园经常闹肺炎发烧,按常规,有病就得回家,他们只能单独照顾她。我在农场两周休息一次,可往往不能准时。有两位老师,出于恻隐之心,轮流带回家中。有一次我休息结束将要回农场时,孩子发烧,我担心请假困难,正在犯愁,门口邻居那位男同事找我说:孩子有病你照顾两天,有困难还是要提出来,是孩子找我来给你请假的。我没有想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能够想出如此让妈留下的办法,不觉眼里闪动着泪光,心里一阵酸楚。接着又想起自己一人照顾两个孩子的难处。又想到三十五岁就因为父亲被日寇杀害,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带大的母亲,本来是烈士家属反倒成了地主的不易,想着想着,和女儿搂在一起痛哭了一场。本来我的女儿有先天心脏病,只不过是最轻的那种。权威的儿童医院,早就建议手术治疗,就万事大吉了。可我下不了决心,拖来拖去,拖到了‘文革’开始,如果再迟疑,等到手术刀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孩子做了他们练手的牺牲品,岂不悲哀。而我们究竟最终要下放到那里众说纷纭,有的说
:第一次下放农场,还有第二次下放,心里没底。在无任何亲人的情况下,我毅然决定手术。至于能否请假,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如不准假,任凭他们如何处置,我也在所不惜。结果农场那位军代表,还是准了我一个月的假。决定手术后,为了征求先生的意见,我以帮助他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由,带着两个孩子去探监,长途汽车坐了半天,到了那里,已是下午二时,真正谈话时间不长,还参观了他们的住宿和劳动场所,眼看天已黄昏,我们只能匆匆离开,最令人心酸的是,他站在高墙铁门里,看着我们,孩子还一个劲儿的喊爸爸,我连头也没有敢回,就走远了。这次探望,我倒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对他稳定情绪,树立坚定的生活信念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想孩子手术时他能回来看看,结果遭到他们领导拒绝,我也就死心了,免得孩子有个闪失,责任落在我一人身上。当时医院也在准备医生下放,幸运的是,我们遇上的主刀医生,虽然也正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但还允许工作,闲谈起来,曾是我先生燕京大学的同学,对我倍加关照。住院两周就做了手术。他值班时,见我二十四小时盯着,无人替换,主动帮我照顾孩子,让我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整整一个月我们就出院了,手术非常成功。我佩服医生的医术高明。手术后,又送到人家家里,请人照顾了一段时间,从此女儿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以至顺利通过高考体检,这是后话。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就到了读书的年龄,和姐姐在一个学校,由姐姐照顾,情况也比先前好多了。

每当我休息的日子,两个孩子都会兴高采烈的等着我。先是坐在门口的两个石狮子上等。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说:知道你家住那里了,我从你家门口过,见一女孩坐在石狮子上,长相非常像你,问她是不是铁妹的孩子,她说是。我听了非常害怕,忙和孩子们说,以后不许坐在石狮上,如果坏人摸了底,会把你们抱走的。他们很听话,以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每次我回来,最不能耽误的事就是带他们出去洗个痛快的澡,然后到东华门、王府井一带有名的饭馆解馋。每当我要回农场时,大女儿懂事了,知道妈妈是留不住的。可二女儿就不同了,她会抱着我的大腿,撕肝裂胆的喊着不让走。我只能边哄、边推车出门。不知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日子,终于迎来了形势的变化。亲人们纷纷返回北京。我也调回机关。生活开始步入正规。令人庆幸和放心的是两个孩子都能自强不息,艰苦努力,顺利考入大学。每提及此,我会夸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经得起考验呢。

这段经历,充分说明,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每当我走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柳岸花明又一村’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个个难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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