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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在中国当科学家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饱受诟病的院士制度也开始了缓慢的改革。去年6月,中科院和工程院分别对各自章程进行了「大修」,面对社会反应强烈的行政化、功利化等问题,从候选人提名管道、增选机制、退出机制等方面展开,试图使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

终於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了。她是屠呦呦。

屠呦呦火了,争议也来了

85岁的屠呦呦获得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破了一系列纪录:中国大陆第一个获自然科学领域诺奖的科学家、女科学家、土生土长未出国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未获院士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科学家、中医科学家……其中,未获院士、没有留洋背景、没发表过论文的三项纪录,使她得到了「三无」科学家的戏称。

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屠呦呦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55年中,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北京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屠呦呦最优秀的研究工作完成於1969年至1972年之间,当时正值「文革」。
「她是在三流条件下创造世界领先的一流成果。」有媒体评价。

紧接?,互联网上开始讨论起「为何屠呦呦不是院士」这个问题。官媒人民网翻出了一篇2011年的旧文--《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直指中国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有待检讨」。文章提到,长久以来,两院院士的评选一直被视为中国「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然而作出国际认可的科学贡献、却在院士评选中落选的人并不在少数: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都在此列,他们落选的原因绝非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待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200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呼吁道。

「水平很高的人落选,水平低的人当选,我们的院士制度导致该结果比例过高」,长期研究院士制度的专家王扬宗认为,现在的院士制度之所以出现严重「异化」,主要原因在於非学术性因素过多。「要照顾年龄平衡、地域平衡,类似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就成为造成制度不公平的环境」。他认为,要实现院士制度的科学性,树立院士的荣誉,就必须剥离这些因素。

中国科研距一流水平有多远

饶毅在2013年辞去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并宣布「永不参选」院士。他坦言对中国科学的远景乐观,但对现状很担忧。

这位生命科学学者曾在美国留学工作长达22年,一直顺风顺水,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位。2007年,他辞去美国教职、关闭了实验室,并於次年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任教。

在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年倒计时的时刻,饶毅回国被赋予了「中国梦」的色彩,然而国内的现实,尤其是2011年的落选院士让他看清了很多问题。尽管一向以敢言著称,但饶毅并不主张彻底否定院士制度,认为其存在自有道理,而且还要存在很久,「这就像高考,里面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还有更好的吗?」

在他看来,整个中国科学界的问题,其实比院士制度更大。

首先是创新太少。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国家强大的基础,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但在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像肝炎等病,中国有近亿患者,而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了,因为没地方进口了。」饶毅引用了美国科学家罗兰1883年发表於美国《科学》杂志文章中的句子:「难道我们总是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因为经费的匮乏。2010年,饶毅在与另一位科学家施一公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国的科研文化》中称,中国政府在科研领域投入的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然而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一些科研项目的申请指南显然并非国家真正所需,负责编写这些申请指南的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

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科研形成了一种奇异景观:

一方面,中国科研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甚大,饶毅称:「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平。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一个学科--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没有这样系统性的学科建树。」他还认为,当代中国科研不仅与世界,即使与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60年代的两弹一星,70年代的袁隆平杂交水稻等近代辉煌相比,也有相当大差距。

另一方面,中国的论文数量却节节攀升,大量机构和部委以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为荣,以至于一些国际期刊专门针对来自中国的这种需求敛财。「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品质。数量和品质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饶毅说。

改变,缓慢但正在发生

尽管问题很多,但变革终究在发生。

海归学者加入科研队伍,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新鲜血液。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千人计划」,是目前最高层次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截至2014年5月,已分十批引进了400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入选者主体来自美、英、德、日、加拿大等科教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其中很多人,或者研究水平居於国际前沿,或者掌握转化和产业化成熟度较高的科技成果、自主专利,或者具有丰富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或者是40岁以下青年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八年的细胞生物学家俞立,2008年决定受聘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原因是中国的科研机会是美国无法比拟的。目前,他的大型实验室拥有众多学生,政府和学校研究经费几乎无限制,使他能加快和开拓研究,并思考怎样把成果用於神经退化和自体免疫等疾病治疗。俞立说:「总之我认为,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同在2008年,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1990年赴美深造,1997年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凭借?「做了几十年学术,不做研究就难受,就像不吃饭会饿,不睡觉会困」这种痴迷学术的「本性」,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登上巅峰,成为该校终身讲席教授,又获得了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员殊荣,并被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西根等十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但此时他作出了回国的决定,「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推动?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和许多海归科学家一样,施一公也意识到了中国科学界与西方的差异,「我们的大学是高度的行政化,我们的教授是极其的繁忙,一年下来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出去开会,……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申请基金,因为每个基金钱都不多,他会申请六七个基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我觉得一个大学的教授,很难拿出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时间来做研究,静不下心来。」

他希望凭自己的力量改变这点:「无论任何一个优秀回国人员也好,我们回国的目的不只是适应,也是改变,如果回来就是为了适应的话,不如不回来,你要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文化,好的科学技术,好的思维方式,好的体制带回来,你要改变中国。」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饱受诟病的院士制度也开始了缓慢的改革。2014年6月,中科院和工程院分别对各自章程进行了「大修」,面对社会反应强烈的行政化、功利化等问题,从候选人提名管道、增选机制、退出机制等方面展开,试图使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

在院士遴选管道上,过去有关部委、中国各科研机构、高校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都可以推荐院士候选人。修订后的章程规定院士候选人只有院士推荐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两种管道,学部主席团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立候选人特别推荐小组,不受理本人申请。有效候选人由学部主席团审定。
在院士退出机制上,新章程增加了「劝退」的机制,规定「当院士个人行为严重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严重损害院士群体和学部声誉,劝其放弃院士称号。上述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及危害国家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撤销其院士称号。」

对于这些改革,饶毅持乐观态度,他希望并坚信未来会出现那样的场景:「几十年后的中国科学界,会笑话今天我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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