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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一次陈忠实和《白鹿原》

陈忠实屡次以魔鬼喻文学,他说:「我已经记不起多少回感慨过文学是个魔鬼的事了。」请记住陈忠实这句话吧:「文学是个魔鬼。然而能使人历经九死不悔不改初衷而痴情矢志终生,她确实又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
 
4月29日,陈忠实的去世让人们再一次开始谈论《白鹿原》。

上一次发生这种情景是在2012年,导演王全安执导的同名电影上映,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媒体纷纷问陈忠实如何评价这部「史上最难拍/放」的电影,陈忠实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满意」。

自1993年《白鹿原》问世以来,陈忠实每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几乎都与这部作品有关。这部作品成就了陈忠实,定义了陈忠实,似乎也耗尽了陈忠实--此后23年,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

「寻找属於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以海明威的名言--「寻找属於自己的句子」,作为《白鹿原》的创作手记的总结。对于这句话,陈忠实解释道: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寻找属於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於自己」,寻找到了「属於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属於陈忠实的句子,都在《白鹿原》里。

《白鹿原》讲述了关中白鹿原上几代人的苦难命运和心理历程,这里也曾是陈忠实成长过的地方。「这是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从1988年清明节前后开始动笔,到1991年腊月25日下午完成,用时近四年。当此书完成的时候,陈忠实已经50岁,到了知天命之年。

「爱与性」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时再三琢磨的命题。他刻意给自己写下两张提示性的纸条,一是针对性描写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因为我们年轻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对男女问题特别敏感,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写《白鹿原》时,尤其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情爱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至于说不做诱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而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另一张是写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进,她回过头来,百味杂陈地唤了一声「大呀」时,陈忠实顿感两眼一黑。睁开眼,顺手在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完稿后,他叮嘱妻儿守口如瓶。那时,他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承受力没有把握。他还对妻子说,如果仅仅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不能出版,他就去养鸡。

白鹿原乃是民族的隐喻。在《白鹿原》的扉页上,赫然印?巴尔札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的故事,正是一个国家的故事,陈忠实虽将视角凝聚在陕西渭河平原白鹿原白、鹿两个家族的历史上,展示的却是那个变革的大时代整个中国底层即农村的真实状态,揭示了宗法制社会和家族文化的演变轨迹,思考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因此,《白鹿原》的存在才更有意义,或许正因意识到这一点,当其还未出版时,完稿后的陈忠实有这样的想法:我在当时审时度势,要不要拿出来;待到什么时候文艺政策再放宽了,拿出来也不迟。

1992年,邓小平南巡,陈忠实在广播中听到其讲话,记住了「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两句话,遂决定当即出版。

1997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学者范曾评价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札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西方学者评价说,「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摆脱」柳青
陈忠实对自己的文学师承直言不讳。称其崇拜的第一位作家是赵树理,赵树理使他「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第二位则是柳青。1979年,陈忠实的小说《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感言是《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这三个学校即生活、艺术和政治,撇开后两者不谈,陈忠实说:越来越觉得柳青把生活作为作家第一所学校是有深刻道理的。

《白鹿原》的编辑、陈忠实的老友何启治在文中披露,1970年代末,陈忠实小说里的农村还难脱阶级斗争的基调。1976年,应《人民文学》之约,陈忠实写下一篇日后不愿多提的反「走资派」小说。很快,随?「四人帮」倒台,「他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挫折,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
1978年冬,陈忠实带领众人投入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河岸下,一间孤零零瓦房里的麦秸上,他躺?读完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该书当年被认为是「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声」)。这两位作家,一个比他小许多,一个与他同龄,「读?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失挫。他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

1982年,陈忠实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问世,他从西安郊区文化馆进入省作协专业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这才壮起胆给何启治寄去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何记得,那部小说历时三年,重写四次,1984年在《当代》上发表。多年以后,陈忠实还直言原稿不忍卒读,烧了扔了罢了。但这一次,「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规模、较多人物和多重线索的能力,完成了从较为单纯的短篇小说结构到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过渡。」

恰逢其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行中国。陈忠实读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读得「迷迷糊糊」。卡彭铁尔赴法国学习现代派小说,失望离去前说出的那句,「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令他恍然大悟,「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读懂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

他重新面对写作上的偶像柳青。柳青攀上文学的高峰时,正值国家大力倡导农业合作化,将农民组织起来集体生产,共同走向富裕。所以,他的《创业史》会成为革命的标杆。而当他见到最后驻到渭河边的一个公社,农民将集体畜栏里的牛骡牵回家饲养,生产队大块耕地被男女各自插牌条块分割,便意识到「在公社10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

「农业合作化既然证明行不通,再写合作化下的生活就会失意」,1993年,陈忠实与文学评论家李星有过对谈,「80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我开始意识到这样致命的一点: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

「文学是个魔鬼」
近年来,陈忠实一不喜坐飞机,二不愿别人为自己写传。他的朋友、《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解释道:飞机上不能抽雪茄;他作为作家,还是希望别人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另外,传记会涉及到很多往事、他人。

陈忠实话少,不会客套,他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逗乐在场所有人。别人拿他开玩笑时,他那张沟壑纵横般的脸上,会现出憨厚的一笑。只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个西北汉子;再打眼一看,分明是典型的「秦人」造型。他生活简单,沉静,只是把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创作上,他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中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可以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来描述:「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

陈忠实屡次以魔鬼喻文学,他说:「我已经记不起多少回感慨过文学是个魔鬼的事了。」我们明白,这是作家对于文学的臣服和热爱的最尽致和恰切的表述。让我们记住陈忠实这句话吧:「文学是个魔鬼。然而能使人历经九死不悔不改初衷而痴情矢志终生,她确实又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

然而,《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问他原因,陈忠实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做回答。

「我想每个人的创作,各有创造力旺盛的一个段落。80年代属於陈忠实。农村生活的长时积累,经济开放搞活促使他从过去压抑的政治思维中走出来。但他更熟悉的是传统农村。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他难以把握。」李星说。

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冯希哲透露,事实上,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二十世纪后50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中间为了追踪一个重要人物原型的发展轨迹,陈忠实甚至还远赴贵州、云南,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为什么没写成?可能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如何适度把握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恐怕还是难以逾越的挑战。」冯希哲说。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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