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少年文革记

 

转眼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了50年。面对中国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内地的媒体居然一派淡然，倒是海外还有些纪念文字。笔者对文革没有研究，自然是写不出宏制巨篇，也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的辉煌经历，更没有众前辈离奇的艰难困苦。但文革，却还是在我的青少年岁月留下了记印。

 

小学篇

儿时好动，到该入少先队的时候赶不上趟。为了戴上红领巾，遵老师嘱努力安静个把月，那时恰逢批三家村。当时还没有政治课政治老师，一切由语文老师代劳，所以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组词，像一般人儿时背唐诗宋词般地刻在了脑子里。不过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的文字，却断留不下印象。真不愧重点学校，很是与时俱进了。

 

刚披上三角巾还扛上一条杠，进入下一学年，此时要背老三篇了。童年记忆中这大概是第一道难坎，因为不明文意怎么都背不下来。眼看着同学一批一批的过关，数周后只剩下一泼像我这样的老大难。此刻，老教师们大概靠边了，令师生们又敬又怕的教导主任老奶奶见不着了，那山东解放区来的校长之威严身影也消失了，背老三篇最后由原少先队辅导员老师监督把持。这位年轻老师此时在校的地位大概不一般，人对老校长的敬畏转移到了他的身上。某天上午，他把所有未过关的学生集中起来，背不出来不许离开吃饭。眼见室内的同学一个个少了，获准离开的得意一瞥回家吃饭，有的人急得掉泪。我心里虽有点着急，但还能把持住，因为我的桌板下有盒菜，时不时偷偷捞快豆腐干或荷包蛋。因为父母双职家中无人做饭，回家也是在里弄食堂解决用膳，我被学校破例特许在校伙房搭伙，因为是学生无法享老师待遇只供饭不供菜，每月固定仨俩钱加粮票。最后只剩三个男生，一个分享了我豆干的嬉皮笑脸装用功，我有了垫巴也无所谓，最窘的是那个胖子：眼睛突起脸通红连鼻涕都流出来了。突然间，青年男老师开恩了，“算了，背出一篇就可离开”。其实应该感激的，是我们那位漂亮的女音乐教师，她那双水灵大眼已在玻璃小视窗出现过几次，成双促对的俩人大概在谈恋爱。“我要背愚公”！之所以抢这篇而舍张思德和白求恩，是《愚公移山》还有点故事形象相对好记些。学校只对付午餐米饭费用家长交，为了看8分或1毛2的学生场电影，每日要从牙缝里往早餐点心费挤些，不过看多了电影，也因此而练就一些形象记忆和概括的能力。虽然背不精确完整，但基本梗概表出了，那两位哼哼哈哈跟在后面半模仿半唱词的也算过了。那天拿着空盒到伙房，那师傅已在刷锅，给了两勺边上盘子里的冷饭，我强咽了两口白饭，默默离开。

 

接下来的日子没什么课上了，好像教科书都不发了。但每日还要返校，当时的掌权者大概也怕孩子们在外面野出事，尤其是毛主席最新指示频发，需要师生到区革会（原区委）去报喜，敲锣打鼓那是我第一次玩中国打击乐器。在校除了拿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基本是玩，体育器械玩腻了就爬墙上房，或在大洋楼底层地板空隔玩地道战，有时也会到学校植物园小屋看看牛棚里昔日的老师。大概5年级到了复课闹革命的阶段，又开始上课，语文算术胡乱上着也不考试测验，反正人人都升级。忽然有一天，教导主任奶奶进来说要开英语课了，老师是前几年刚毕业来校的，操标准伦敦AP 音。原来是俏丽的董老师哈，前年她的高跟鞋还被学生从大阳台到操场来回扔着玩，现在要跟她学不同于老教师或家中长辈美语的正宗发音，不由得对她产生几分敬重。复课闹革命开英语课，大概是到了文革斗批改之改的阶段。少年的记忆难以泯灭，曾有位老先生递给我们他中学的英文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背诵。当时我们的英语，除了26个字母，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向解放军学习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学习，以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等。这几句，至今都能熟练地脱口而出，侃山时听得上岁数的老外眨巴眼费时明白，而年轻的老外老中均一头雾水。少年成长，所学乃何。

 

 

中学篇

进中学了，文革中在一打三反之前应该是所谓大改的阶段，学制缩短为初中高中各为二年。老三届及新三届的学生，下乡的下乡，少量幸运留城市工作的，也都被收敛了起来。姐妹们唱着语录歌免费坐电车的乐子，向与我无关。昔日跟着大孩子红卫兵卖红色小报，吃棒冰喝汽水坐车兜风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虽然知识和年龄不匹配，但林彪事件后，内心已非如外表上对红太阳顶礼膜拜了，凡事稍带几分疑，即便是万寿无疆，大脑皮层也要老化（当时日记里的话），糊涂和错误难免。第一次懂得，凡事该辨疑和思考。在相当程度上，文革的破产和国人的醒悟，始自林彪事件。

 

那时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上工厂农村劳动，所谓学工学农，课堂学习已非重要。劳动当然是无酬无保险，自己管饭管交通，出了事故也基本自理。我第一次学工是在学校工宣队所在的毛纺厂。包装部门有二人，见学生来了自然乐意把重活脏活扔给我们，根本不顾童年人的身心特点，自己吹牛聊天，还时时向工宣队说我们的不是。有次工宣队呵斥，还想不想在这干？我二话不说，抄起衣服走人。下周回校上课，进教室傻了眼，上空扯了多条绳子挂满了大字报：XXX破坏学工罪责难逃---  我哪受得了这，跳上桌子把大字报扯下，并随时准备与阻拦者干架。第二天，不仅是教室，新大楼四层走廊、老大楼、校园操场贴满了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规模和气势创文革以来学校之最。这下没办法撕了，穿上风雪大衣，寒风里边咳嗽边摘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同学，包括儿时的同窗好友，没人敢与我相交或谈话，不是避瘟神般地躲开，就是装不相识。相当一段日子里，我成了孤立的另类，体验了一把世态炎凉的情境。多年后，偶与人口角，对方硬朗得意的反击是你曾被人贴过大字报。不计大字报内容，仅被人贴大字报这条，居然成了我的罪状，这个污名伴随了我漫长的日子。

 

贴写大字报者，都是些尚未在文革早期玩过大字报的懵懂学生，有好奇者也有积极的更有唯命是从者。操纵者乃班主任，一个竭力欲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教师。工宣队来了后，校革会式微，而军宣队进校后掌实权，这是我的幸运，大概军宣队压根就无意将个小屁孩打成反动学生。连校革会都没混入的这个女青年，精力根本不在教学，竭力欲在政治上出奇，一个小男生就是她的试样。其实今日我很可怜这个人的浅薄，文革早期的大字报手段，乃毛的造反派夺权之需要，在一个小孩身上没多大的文章可做，军宣队的介入社会，标志着收敛和整顿了。一个看不清形势读不懂政治的人想玩政治，成功的可能极微。然不惜践踏摧残无辜者以达目的，俨然成了一代文革人的逻辑和社会道统。事后，此人悻悻然郁闷不得志，竟然主动放弃大上海的户口和工作，远赴甘肃，换个地继续她执着的追求。还真有劲头，祈愿她的结局不太坏。

 

她走后，接手者据说是她的好友，一个质朴善良的老大姐。另一位是个儒雅的学者型教师，此人仪表如施扬大律师，文革前后的中学教材编写者，一手漂亮的书法幼年时曾得其舅陈独秀的熏陶。大概是形势的转变，和两位老师的影响，同学里渐渐开始了自学之风，皆因学校的课程实在太简陋。有志在艺术的，有热衷文学的，也有兴趣数理化的。在福州路的众旧书店，常常会见到彼此的身影。

 

毕业后文革仍未结束。不知有否同学会，也从未参加过。事实上我对此类会聚有点惧怕，当年同学现都是祖父母的级别，再见面恐毁了原来印象陡添遗憾。不是因为天南地北的不便，也不是混得不辉煌不好意思，而是不欲因岁月抹去了同学少年意气分发的记印，更进一步想法大概是，很愿意那些年轻貌美姑娘的倩影，存留于愉悦甜美的记忆里。文革中的少年，美妙情事本不多。

 

正因为文革，免不了使人对政治既恐惧又厌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为了在各科拿点分，跑了外语学院，赶紧去杨浦一中学请教语文。老先生当场测了几个问题，很有信心说，跟着我包你进文科。看到当时已露头角，后来的海派大作家程乃珊女士，安静地坐在向门的写字台，忍受着老先生飞马烟的熏蒸，若有所思。少年的文革际遇，钩起了我对政治甚至文科的阵阵凉意，打算弃文从理工。尽管笔者不愿参与政治甚至有点厌恶政治，但始终认为，起码应该懂政治明事理，不欲惹人亦不为人所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