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专栏:从“伪兵”到国军
来源: 吴美潮
大约是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陆进行着,整个大陆范围掀起“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在文革母运动下的子运动。当时我供职于西安高压开关厂技术检查科,作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一天,厄运降临,检查科全科大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突然宣布,把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揪出来。于是,我被强制押上了主席台,双手反绑,低头请罪,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事后,检查科革命领导小组整理了《吴美潮单行材料》,材料的第一条是:该吴的父亲吴庆善曾参加伪兵一年。以后的批判会上,凭此条尽力妖魔化我已离世10余年的父亲,说他是兵痞,是欺压百姓的伪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我父亲稍通文墨,小学文化,关心国家大事,虽是地道的农民,但富有正义感,有爱国心。在1938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他毅然投锄从戎,别妻离子,参加了国军,奔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不是“伪兵”。
2015年夏天,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女儿家探亲。一天,闲来无事,偶而打开电脑的一个网站,发现网上有台湾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消息,要求填写一个表格,寄到台湾经有关单位审核合格后即可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
这一消息引起了我的回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西安的工厂造反派红卫兵整理我的材料时,第一条就是我父亲吴庆善参加伪兵一年。的确,我父亲曾在1938年当兵一年不假,可不是伪兵,而是在“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的感召下去参加国军抗日的。先父吴庆善系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仙庄村人,略通文墨,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当年囿于忠义,投锄从戎,服役一年,当一个最普通的士兵,以后又回到故乡仙庄,重操旧锄,直至1956年因病逝世,迄今已有60年了。
在多伦多,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要求填了一个表格,及时寄往台湾有关部门。以后,我和老伴回国居住北京。我们对纪念章不存任何奢望,认为时间久了,父亲又是普通一兵,也把此事逐渐淡忘了。谁料有一天,女儿在SKYPE中告诉了我们,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的女儿,吴庆善的孙女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到了寄自台湾的的两件纪念品。一件是“抗战胜利纪念章”,另一件是《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
《证明书》说:吴庆善先生曾参与对日抗战,牺牲奉献,功在国家,特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壹座,以昭尊崇。 马英九 2015年7月7日 。
马英九先生在《证明书》的另外一页上还撰著了《对日抗战纪要》。《纪要》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御侮圣战。” 《纪要》还说:“今年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特别颁赠参战官兵‘抗战胜利纪念章’,旨在彰显参战官兵牺牲奋斗的精神与保国卫民的贡献,让国人永远崇敬感佩。纪念抗战,是为了谴责侵略,促进和平,预防战争。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向抗战先进致上最敬礼!”
先父吴庆善,一辈子就只有这个闪光点,曾经参加过国军抗日,今日喜获海峡对岸寄来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如他地下有知,也会欣喜万分的。
先母阮银妹在丈夫离乡参军的日子里,备受苦难。她拖着只有4岁的我及不足1岁的妹妹到田间干农活,把我和妹妹安置在田堘上,再三嘱咐我要看好妹妹。她艰苦卓绝,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全部重担。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我和老伴返乡扫墓祭祖,两位妹妹家来了十余人。今年与往年扫墓不同,增加了新程序,我读了如下的《祭父母文》:
呜呼吾父,寿五十二。呜呼吾母,寿九十六。吾父吾母,生育八嗣。八嗣余三,儿子桂龙,长女桂娥,幼女凤娥。育我兄妹,艰辛倍尝。吾父仙逝,凡六十载。此后岁月,吾母孤苦。继去西安,终寓北京。二○一○,合墓仙庄。青山绿水,魂归自然。屋宇街巷,魄驻人间。风起绿洲,劲吹浪去;雨从青野,骤上山来。爱润全家,子孙感戴;德留乡里,亲友推尊。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马君英九,颁章纪念。牺牲奉献,功在国家。禦侮圣战,以昭尊崇。保国卫民,精神永在;母慈子孝,风范长存。先辈光荣,后人仰慕。呜呼父母,虽死犹生。驱身远去,灵则千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此时家祭,尽此一觞。西洋佳酿,东阳果蔬,北京冥币,南国烟香。尚飨!
接着焚烧了祭品及“抗战胜利纪念章”、《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的复印件。先父母在那边看到纪念章后,也会十分欣慰的。
在加拿大时,我还将这条消息转告了寓居多伦多的近邻,一位是国军第88师师长顾葆裕的亲属,还有一位是国军第88师参谋长熊起厚的亲属,顾葆裕和熊起厚曾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滇缅战场上的腾冲战役等,浴血奋战,屡建奇功。我还告诉了一些其他人。这些亲属填表寄去,他们也喜获《纪念章》,十分兴奋。和我一样喜出望外。
1970年中共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计划单列单位,有些领域享受副部级待遇)委员会给我重新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没了工资,一月给发30元钱生活费,分配到最艰苦的岗位劳动改造,受尽折磨。1970年5月,我在包装车间搬运组劳动,从电瓶车上摔了下来,腰椎压缩骨折,住进职工医院一个多月,以后再治疗七、八个月,仍去包装车间劳动。在这期间的1970年8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一家三代四口住13平方米的小房子,度过一段非人的受凌辱的生活,直至1972年平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篡改历史真相,把英勇的抗日国军篡改为“伪兵”,颠倒黑白。历史终究还其清白,2015年的抗战胜利纪念碑说明了一切。今天,我已82岁了,寓居加拿大多伦多,还能记述文革中亲历的一页,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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