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路程三种论

 

人类进入21世纪，民主浪潮更势不可挡。夏威夷大学拉梅尔教授（Joseph Rummel）曾用时钟标示世界民主：1900年时，全球民主国家只有13个，按拉梅尔的时刻表，“民主时钟”刚过午夜（最黑暗时刻）的一、二点钟。到1950年，世界有了20个民主国家，占全球人口31%，按拉梅尔的“民主时刻表”，钟摆到了凌晨4点。到2000年，全球有120个国家实行多党选举，民主人口增至占全球58.2%。“民主时钟”的指针摆到早晨7点。拉梅尔说，这是民主的黎明。

但在今天这民主黎明的时刻，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仍是专制统治，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华人的耻辱。

当然，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论定，从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人们都有理由笃信中国一定会成为民主国家。但在什么时候、何种契机下才能发生这种巨变，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西方，尤其美国学界，对中国前途主要有三种看法：

剧变论：中国即将崩溃

第一种，以学者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专著为代表的“剧变模式”，认为中国严重贫富不均，民怨沸腾，或许会由于经济动荡而导致中国崩溃。

章家敦有华裔背景，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曾在香港、上海的美国花旗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工作过多年，对中国的现状和潜在危机具有第一手的观察。他的妻子是华人，也帮助章家敦更深入了解中国。

他在美国一些主要右翼报刊，如《华尔街日报》和《评论》（Commentary）等，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及东北亚问题的评论，也不时在美国福克斯等电视就相关议题发表评论。在过去十多年，他的观点没有大的改变，一直坚持中国将会因内部经济危机而发生突变。

从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国家多米诺骨牌般垮台的历史来看 ，共产国家的危机往往被其官方垄断的媒体（宣传）所掩盖，而一旦爆发，会是剧烈的，甚至像苏联那样，70年的共产帝国，三天就垮了。所以无论受到中国官方和亲北京学者怎样的嘲讽攻击，章家敦的观点和预测仍独占一家，虽不是主流。

随着习近平的掌权，过去对中国政局比较乐观，甚至被称为亲北京的美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前景不看好，观点趋向了章家敦的方向。像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去年初就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专稿，斩钉截铁地预测，中共政权即将崩溃，并详述五条理由/根据。这篇被很多媒体转载的专文，等于为章家敦的“剧变论”背书。由于沈大伟曾被视为亲北京，跟章家敦属于不同学者阵营，所以他出来预测中共崩溃，更有独特的影响力。

平稳论：汉堡包必胜

但在章家敦提出“剧变论”的时候（2001年），在美国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平稳模式”，这是就中国前途的第二种模式，认为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和开放，会产生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民主诉求会增高，最后促成中国制度改变，实现政治自由。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现该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是这种“平稳模式”的热衷者。按他的说法，今天很多中国人已经喝美国“星巴克咖啡”，当人们的咖啡选择多于领袖选择，政治变革则不可避免。

也有美国人把它称之“麦当劳必胜”，认为“中国人吃的东西（汉堡包）跟我们越来越像，他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

不仅美国的商界、学界，甚至政界领导人等，多都倾心这种模式。从当年的克林顿总统，到布什政府，以及当今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基本在在这个轨道。

双轨论：不能靠等待

后来美国出现第三种声音，由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孟捷慕（James Mann）在2007年发表专著《对中国的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为代表，提出了不同于前两种的“第三模式”，即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是经济开放和政治镇压持续同步进行的“双轨模式”。

跟纪思道同样，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孟捷慕也在北京采访。但他的观点主要是反驳纪思道们的“平稳模式”；他认为这是西方学者和美国主政者对中国的幻想，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然带来中产阶级和民主，这是一厢情愿。他认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但多数是农民，城市人口不到三成，那些城市精英不仅数量少，而且为维持既定利益，不仅不会成为改革先驱和推动者，反而可能恐惧民主，因为民主会使他们失去特权；缩小城乡差别，会导致他们的优势降低。所以那些城市富有的、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会更倾向选择一个威权政府，以此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稳定。他的结论是，靠喝“星巴克咖啡”喝不出民主，“美国想用经济合作而使中国民主的思路可能是错误的。”

习近平掌权后，孟捷慕对中国前途更不乐观，并质疑当年克林顿、布什政府等一厢情愿跟北京和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是不是正确？

 

在六四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由于美国给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而且贸易跟人权脱钩），并支持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使中美两国贸易额成百倍增长（中国一直是顺差，赚了美国的大钱）。结果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的两倍），在军事上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区域等，甚至试图挑战和最终要赶走美国，在亚洲称霸。面对这种局面，孟捷慕质疑，“美国的决策者是否对当初的做法有些后悔呢？”

 

孟捷慕认为，即使当年那些力主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跟人权脱钩）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说他们后悔了，但至少有一个人给人强烈印象，他对先前美国领导人的做法不是很买账，这就是当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孟捷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奥巴马上台后，在为推动更多贸易而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感到很恼火。他对克林顿政府那些参与了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运作的人说，‘你们这些家伙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你们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达成的交易，使我们现在很难跟中国谈判。’”

孟捷慕等美国学者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这样一个军事和经济崛起却没有民主的中国“对人类的自由事业是不祥之兆”。

孟捷慕、沈大伟们的看法，明显跟章家敦们越发接近，虽然不是突发巨变论，但也倾向中共走向崩溃，自由世界更有责任推动中国的民主变化，而不是袖手旁观、等待“喝星巴克咖啡”的人多起来，中国自然（平稳）地转型。

而且孟捷慕等学者认为，随着手机等高科技通信技术的发展，脸书，推特，微博等网络的普及，北京当局面临着更多信息流通带来的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对“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的事件，共产党很难使它不被迅速地传播开来”。如果中国再发生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结局绝不会一样。意思是：不再是人民被镇压住，而是共产政权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