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从严治党治什么？

 

中共高层人士8月初几乎全部都到北戴河休假。据消息人士称，中共领导人还特意邀请和安排前任两位总书记及一些前任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时间来北戴河，以这种特别少有的方式，与他们进行非正式的、个别的沟通和交流，听取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及重要人事安排的意见。可见这次北戴河暑期休假对高层来说其重要性非同小可。

经济持续低迷形势严峻

北戴河休假前，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是讨论经济问题，二是确定了六中全会的会期和议题。前者是临时加入的内容，因为当下经济走势实在不堪，下行压力陡增，继东三省财政状况濒临绝境、经济增长状态出现「整体塌陷」之后，中西部及部分沿海省市的财政收支也露出难以为继的窘状，他们纷纷向中央政府告急求救，请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514亿元，同比增长7.1%，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8.9万亿元，同比增长15.1%，财政收支缺口加速扩大。全国财政状况大面积地出现这种「难以为继」的状况，是江、胡两代执政20余年都极少出现的，而这却是一个判断执政地位是否稳固的最重要指标，历来为执政者所极为看重，都力求避免在此落入酿成更大风险的陷阱。尽管在东三省出现财政危机和国有经济「整体沦陷」状况时，执政高层对经济下行压力下财政状况出现严重亏损，从而造成经济、社会甚而政治混乱失序局面不无思想、政治、安全等等方面的准备，但是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的不佳、特别是全国诸多省市的财政状况难以维持正常运行、更无法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任何支持的状况。无疑，这是北戴河休假前中共政治局会议将应对经济问题列入会议内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高层的这次会议似乎并未就解决当下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更新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实际情况是，一方面，经济下行，税收和土地收入都面临较大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经济下行，当前就特别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结构性减税和扩大支出来「对冲」经济下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压力势必空前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很难不变成一句空话。对如何化解经济下行、财政枯竭条件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矛盾，中共高层只是进一步强调了「宏观经济政策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要继续发挥好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但尚未给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解决办法和途径，而谘政机构提出的扩大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用政府适度加杠杆换取企业减杠杆以及提高直接税比重、征收居民财产税房产税等建议，也未得到高层的回应和支持。

一种意见提出，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收支缺口加快扩大，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实施，一个重要原因是年初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没有真正推动，特别是占有大量财政资源并主要集中於国有企业的巨大过剩产能迟迟未能减少、淘汰，一些地方甚至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变成对过剩产能的维持和保护。这种状况，还造成了民间投资的萎缩，因为对财政资源占有「吸金优势」、且不能卸掉巨大过剩产能包袱的国企对民间投资天然地具有「挤出效应」--特别是在「政府主导」体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和改变的条件下。可以说，「去产能」是经济走出当下困境的关键一招。然而「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政治自负、难以偿负的巨额银行债务、大批失岗工人再就业管道少等「三大障碍」，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环境的低迷，政府官员的懒政怠政和低能等等，都将这「关键一招」置於无用武之地。这一节点，本该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力度之处，但是眼下却尚未见到能有效扭转局面的动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领域，现在是「口号满天飞，实事没人干」，改革举措与实际需要脱节，改革分「圈内圈外」，站在「圈外」观望看热闹的比在「圈内」做实事的人多，决非是好兆头。「供给侧改革」迟迟推不动打不开局面，关键领域和环节的改革重陷徘徊不前的泥潭，这与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形势低迷大有关系。近距离观察高层动向的人士称，执政党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上的政治注意力不如几年前那么集中，好像有比「全面深化改革」更为重要的事情吸引和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警惕两个「先天不足」持续改革

观察人士指出，最可忧虑的在於，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针、大政策、大走向是否会出现那种真正的「颠覆性」陷落？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杞人忧天。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形态整体地作一个描述，那么大致应该是「个人自由、公民社会、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这么一个大模样，将其统摄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也无不可--因为正是这些现代文明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和维系人类共同命运的文明「元素」，才真正构成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然而在中国实现这个「大目标」、「大模样」的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上，执政党存在两个「先天不足」：一是没有完全与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制特征进行决裂和「切割」，所以既对改革开放将上述现代文明元素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抱有天然的抵制和对抗情结，也很难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等等这些现代文明元素是一个互相连结、相互支撑的文明整体；二是由於长期据有「一党执政」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利益固化的藩篱和特权等级的规制将执政党与社会大众割裂开来，新兴社会力量很难进入政治领域，更难与执政党形成竞争性制约关系。

这两个「先天不足」，使得改革开放这个由执政党确定的「基本点」，极易被自己出于一时一地之需要而予以「一风吹」、「一刀切」，极易因执政党对其他执政任务的关注和执政注意力的转移及分散，而不受任何制约和遏制地被搁置、放弃或「边缘化」。最切近的一个实例，就是1990年代，由於发生「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造成一时慌乱，故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在邓小平的「十三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声声告诫中，依然被搁浅阻断了近三年之久。当年，邓小平为挽改革开放於即倒，不顾老迈之身甘冒大风险南下讲话，终於再将中国推上改革开放进程。试想，如果改革开放再被「搁倒」以至「清盘」，还有什么力量会将这一关系中国和执政党未来命运及前途的伟大事业再度扶起和振兴？对此，执政高层理应高度警惕，不能让改革开放事业再遭厄运。

有从北戴河休假归来的人士称，关于中共十九大高层权力的架构是否会发生大变动问题，高层间尚无确定的一致意见。一个倾向性的看法是，中央层次的适度集权是需要的，但是过度集权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当前中央层次权力行使中存在的一大问题不是集权不够，而是「分工错位」、「协调缺方」这类结构性问题。这是上届「九人制常委」形成的那种「群龙无首，九龙打架」乱局至今未能彻底改变的一个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强化集权程度，其效果就会像当下中国经济结构错乱，无法承受加大投资力度的「强刺激」一样，只会加重权力运行的混乱而非提高效率。所以，对中央高层权力架构的变动一定要讲求科学性和系统性，注重实际效果。可以「谋小变积大变」，而非动「大手术」。然而一定要动「大手术」，提高集权的程度，除去在解决权力的结构、系统性问题上下功夫外，最关键的是解决好中央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赋权要问责」，「用权要负责」，不能让大权成了脱缰野马。不过如此一来，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了，现在的条件和时机也都不允许做这种「大手术」。所以，北戴河休假中议论这些问题，「务虚」多於「务实」，并非要确定进行高层权力架构和人事变动的具体事项。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议论和猜测，充其量也就是「看法」，无实际操作迹象。值得关注在於，这些议论和看法别有意味，似乎提示和标志了某些深藏於幕后的事物及状态。

把权力关进「纪律」的笼子

北戴河休假期间，中共高层人士在已确定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上进行了认真准备，这包括审阅和修改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的几个文件和报告，就会议议题所涉及的人和事进行私下磋商和交换意见等等。北戴河休假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10月中旬召开的六中全会的议题确定为：「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六中全会确定这个议题，大致在人们预料之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本届执政高层确定的「四个全面」工作布局之一，本届前几个中央全会，已将除「全面从严治党」之外的三个「全面」分别列为了议题并通过了若干相关决议，所以六中全会的议题也理应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了。自中共十三大以来迄今为止，中共开过五次代表大会，开过五次「六中全会」，其中两次的议题与「党的建设」直接相关：一次是十三届六中全会，议题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角度给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要求；另一次是十五届六中全会，议题就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鲜明提出了「全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用『三个有利於』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应该说，十五届六中全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这个议题上提出的主张和举措，还是颇有时代特点和创新进取精神的，其中三个「解放」的理念，拿到今天都振聋发聩，不同凡响！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次将关于「党的建设」列为议题的「六中全会」，都是在江泽民执政时代，后来十年间的两次「六中全会」，就没有再将「党的建设」问题列为议题了-- 而这十年间，发生了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完全相反的情况，出现了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普通党员无所不在几近「烂透了」的严重腐败。所以，本届执政高层在他们的第一个执政周期的「六中全会」上将「党的建设」列为议题，「研究从严治党的重大问题」，既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必然要求，更是「从严治党」的严峻形势所迫。中共执政高层的这个选择和决定非常正确，不乏「约束权力」的高度政治自觉。

来自高层内部人士的分析称，这次六中全会有两大任务：一是制定一部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范围内的政治生活，提供一套完整、系统、操作性强的制度，督促和保证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示范。二是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强化党内监督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明确要求为重要遵循，对以往试行的党内监督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围绕两大任务，六中全会将出台若干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实用」、「管用」的规约规矩。这两项任务可归结为一个「要义」：把权力关进「纪律」的笼子。如果说这次六中全会有什么特殊意义或有什么「新意」，那么特殊意义或「新意」也就在这里--自我强化对自身权力的严格约束和限制，这在执政党历史上是可大书一笔的。然而党建研究人士也指出，执政党强化自我纪律约束，固然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但是高标准的权力自律，不可能缺少或排斥高标准的「他律」而实现；执政党为承担执政使命所需要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如若没有与国家宪法、法律的完备及真正实施、与有机健全的法治社会，形成平衡互补的「犄角之势」，也是难以达致与执政需要相适应的高水平的。

从这个角度看，六中全会所确定的两大任务，为执政党强化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开启了新的道路，也提出了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强化「纪律」约束与构建「法律」限制相同步的新课题。沿着新道路前进，盯着新课题努力，民众对执政党走向治理现代化充满期待。可以想像：一个从「绝对权力」走向「有限权力」的完美进程，肯定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文明创举！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