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孙中山亚洲观的世纪历程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开创者和践行者，他的精神遗产也是亚洲诸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财富。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回望孙中山履历、深化孙中山研究或为最有意义的献礼。本文在学界「孙中山亚洲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孙中山亚洲观」要义，并梳理「孙中山亚洲观」在近百年被运用演化的历程。

 

有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者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有着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世界的关注以是否「平等待我」为依归，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以「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亚洲」在他的思想理路中是增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根据地，是其「中国-亚洲-世界」思维中不可缺少的政治空间和文化场域。

综论孙中山亚洲观，可以将其概括为联合亚洲弱小民族、实现中日合作、反抗西方侵略的「亚洲革命观」和主张亚洲文化为世界文化最优、聚焦中国文化为亚洲文化主体、抽象仁义道德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反抗西方压制的「文化亚洲观」，「文化亚洲观」为「亚洲革命观」提供了道德支持和凝聚力量。其中，「亚洲革命观」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联合倾向，却是其始终如一坚持的革命策略；「文化亚洲观」主要表现在一战后尤其是1924年在日本神户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应景性，不能与其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完全等同。 

1931年4月5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授权，国民党人黄绍美发起，印度、安南、缅甸等亚洲国家积极参与的民族国际组织--亚洲文化协会在南京中央大学致知堂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他们宣言亚洲文化协会得益於20年代孙中山对「联合东方的弱小民族，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团结一个东方文化的大联盟，来抵抗欧洲霸道文化的侵入」的主唱。当时在反抗帝国主义方面，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态度。从理论和行动上看，我们将该协会称为南京国民政府和亚洲各国志士对孙中山亚洲观的一次实践也当为合理。 

汪伪政府盗用歪曲孙中山理论

1940年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依然宣称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利用「全体主义」理论附会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来实现对日投降、与日勾结、共建「东亚新秩序」的企图。所谓「全体主义」，简言之就是「全体先行於部分，全体较个人更有优越价值」，该理论虽有学术性但已被德意日拿来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受日本影响，汪伪政府的御用知识分子也将「全体主义」引介到国内，他们声称「全体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同於「狭隘的国家主义」，不满足於国家内部的民族共进，「东亚共荣圈」就是从「东亚民族协同共进的东亚集团意识」出发，「各爱其国，互爱其邻，共爱东亚」。通过该理论，他们泯灭国家主权界限，将孙中山「民族主义」指导下的「大亚洲主义」放在与其「民族主义」同等的地位，甚而是「一体两面」，将孙中山基於民族独立平等的中日合作诉求和对日复杂态度歪曲为一部「中日友好关系史」，使中国民族利益屈於日本「东亚共荣圈」之下，最终亡国为奴。 

实现孙中山对亚洲和平的愿望

亚洲文化协会与汪伪政府分别利用了孙中山亚洲观思想中的「亚洲弱小民族联合」和「中日合作」等取向，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是因为两种取向只是孙中山亚洲观的策略性问题而非准则性问题，只有坚持「实现中国独立自主，争取亚洲和平解放，支持世界共同发展」的主旨精神才能正确把握孙中山先生的亚洲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吸取近代亚洲交涉经验，积极与亚洲国家建交合作。1953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各自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尊重特性的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的互利合作。1979年中日建交开始在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中创建和平友好的平等外交关系，努力实现孙中山对亚洲和平复兴的愿望。
 

21世纪以来，随着非西方国家新兴经济体增加和多方国家体制的建立，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西方中心话语体系不断受到质疑，亚洲作为非西方国家中最大集合体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理应对亚洲和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在亚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G20中国峰会等亚洲或世界组织中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亚太普惠包容发展」、「开放式的世界经济」等理念一样，中国正在延续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亚洲复兴、世界大同」的主张，吸收中国「和」文化的传统思想资源，致力於促进亚洲各国在包容特性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并着力带动亚洲国家融入世界。 

（本文为台湾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岁诞辰两岸四地孙学研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或文章摘要，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