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 最低工资水准、民意与经济理论的对立

最低工资水准的高低，是社会财富分配原则之一。在民主社会，财富由大众创造，当然由大众来支配分享。但是如何分配，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的意愿问题。它牵涉到如何分配，分配额度，以及通过何种形式分配等等重要原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一套符合经济原理的科学和依据。但是在实际情况下，所谓“符合经济原则和原理”的分配原理几乎并不存在。因为社会财富分配原则，除了必须符合经济原理以外，还要遵循人情的特殊因素。

人类社会是一个万分复杂的组合体。因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享和分配途径，也必然会遭遇到社会各阶层人群的不同利益要求和个人或不同社会阶层的愿望。社会财富在不断的创造和增加，劳工阶级所获得的财富，或赖以为生的工资待遇，或最基本，最低工资的水准，也应该随着上涨。这是谁也能够理解的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原则之一。安大略省的最低工资目前是每小时$11.25，这个水准已经维持了好几年，现在正面临着再次上涨的压力。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民众支持提升最低工资水准，把它从目前的每小时11.25元，提高到15元。据民意调查机构The Forum Research的咨询结果显示，有63%的民众，主张这个最低工资水准。但是也有31%的被访者表示反对；另有6%则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表示反对意见的，有包括经济学家MorleyGunderson,以及加拿大帝国银行CIBC在内的经济机构。这群反对者认为，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1.25提高到15.00元，必然会导致中小企业缩减营业，它必将负面影响到年轻人的工作机会。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那批正在工作的年轻阶层，也属于反对把最低工资从11.25元提高到15.00元的一群。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担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必然会引起企业主缩减规模，裁减劳工，他们必然会首当其冲，因此影响到他们正拥有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多数经济学家和企业主都认为，10%最低工资的上涨，将会导致3%–6%的年轻工作者的就业机会下降。这实在是一种必然的，或无法避免的“有得有失”的变化。但残酷的现实是，最低工资必然要上升，令部分人增加收入，而另一些人则将会更难找到工作，更有某些人会因此失去工作。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它必然会慢慢发生，逐步发生。这也是政客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它实在是某种形式的“有得有失“的政治利害关系的交换。

不过，也有证据显示，在美国，这种情况有某种程度的不同。统计数字显示，增加最低工资，对劳工机会的影响，极其微小或不很明显。其真正原因则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但是一般而言，平均年薪在20,000元水准的低工薪阶层者，是大幅度增加最低工资的最大“粉丝”。其原因实在不难理解或毋庸解释。

但是，如上所述，那批年龄在18到34岁的工薪阶层，是所有各阶层中，最为反对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的群体。至于年收入介于十万到二十五万元的民众之所以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理由，当然更加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小型企业主。以政治党派而言，加拿大新民主党支持者，对提高最低工资的热情最高，有80%属于这个类别，自由党次之，保守党支持者拥护提高最低工资的人数比例最低。这也是不能理解的道理。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保守党及其支持者，对国家的经济局面，趋向于比较“负责”的态度？那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观点了。

以地区和省份而言，对提高最低工资最有热情的地区，是加拿大的大西洋各省，其民众支持率高达73%，而对提高最低工资支持率最低的则是西部省份，阿尔伯塔省民众对提高最低工资的民众支持率，只有49%，而反对者则高达45%，居各省首位。这种民情也与各个地区的整体经济结构和状况有直接关联。在负责管制和推行这个政策的职责上，除了在联邦政府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像银行，和广播通讯机构那样的工商业机构，最低工资水准的决定权，归联邦政府管辖。加拿大各个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基本上是省政府的职责。

最低工资的提升，基本上是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和意向的操作过程。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当一个政党或政客，宣告或宣称要提高最低工资之时，它们的脸上就会发出政治“光彩”，人们一定会有一种该政党正对改变贫困现象采取实际行动的感觉，虽然这种感受，并无实际根据，甚至于可能与整个经济发展前途背道而驰，或有相反效果，但是其“政治正确”的价值，却远远超过实际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