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地狱中的挣扎: 前言
——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题记:民国时期有位著名人物蒋廷黻,他曾经考察过美国、法国和原苏联,他说,民主社会虽然不是天堂,但专制社会一定是地狱。
 
前言
 
1965年,我从北京的中戏戏文系毕业,因出身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远离北京4000多公里的贵州,那里古代曾经是充军发配的地方。
第二年春末夏初,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首先在北京卷起。我远在贵阳听说,红卫兵运动把北京搞得天翻地覆,一片恐怖;而报纸电台宣传的是——要砸烂旧世界,要横扫一起牛鬼蛇神,以及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对于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我在困惑中感到中国又开始要搞运动了。学生时代我经历过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等等运动,但不知道这场运动又是什么内容?

不久,二弟潘文博写来的家信中说, 6月初他被四清工作队打成“坏分子”,开除小学教员的公职,离开北京西郊的前沙涧小学,被遣返回南苑大队监督劳动。

9月份,二弟的家信中又告知,除住在北京市内的大妹潘凤华和二妹潘佩华以外(两个人都已经结婚并在北京市内上班),住在南苑的父母和他被南苑大队的造反派拉到大队打了一顿,第二天被扫地出门,押送回内蒙老家的宁城县瓦南大队,开始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这些坏消息,让我的心情极度低落,作为家中的长子,全家10口人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我远在贵州,苦思冥想,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自己应该为家里做些什么。

当时,是全国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暴风骤雨,横扫中华大地,势不可当。

这使我想起莎士比亚著作中的一句话,国王的一个喷嚏,会使全国的臣民发抖!我想,我们这些人,只能凭天由命了。

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回到北京,看望了凤华和佩华两个妹妹。她们告诉我,南苑我们原来居住的那三间平房已经被大队没收,回去也找不到人了。我想到自己学生时代住过的房屋,以及屋前有葡萄园的院子,这是父母和家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夜之间,竟然被没收,天理何在?在北京期间,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有家不能回的酸楚和悲凉!

但当时却意识不到这是明火执仗的掠夺和抢劫,意识不到这是一场人为灾难的降临。

1968年初冬,我带着新婚的妻子从贵阳回到北京,算是旅行结婚。我和妻子只能暂时住在大妹潘风华家。潘风华夫妻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她一家4口,住在一套不足50平米的房间里,勉强能够容下我们夫妻。

想到从大西南回到北京不容易,又考虑到妻子有身孕,以及对北方的冬天不适应,我决定只身回内蒙宁城老家去探望父母和几个妹妹和弟弟。

在寒风凌厉中,我回到幼年记忆中的故乡瓦房村。只见父母憔悴而苍老,全家住在一间土屋内。最扎眼的是,父亲穿的破旧的棉衣左臂上,缝着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富农分子”四个黑字!人生而平等,这是西方哲人的名言,但莫非文革却让人们回到野蛮的等级社会?

问到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的情况,父母只是叹气,说这一切大概都是命……

父母不愿意谈文革开始以来这两年的遭遇,怕我听了难受,只说,你没有带媳妇回来很对,咱们家这日子也不像个日子。另外,父亲给我打招呼,乡亲如果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不要说你在五七干校,老百姓都知道五七干校是劳改的地方。

在老家住了几天,临走父母都掉了眼泪。没想到,这竟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10年里,二弟陆续写过几封家信,介绍过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如何被大队干部斗来斗去;也介绍了他和三妹凤珍的被批斗情况,以及三个妹妹为了找个活路,远嫁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而他自己在北京要求平反却总是求告无门,被迫在街头流浪卖报,又被北京街头的地痞流氓袭击,被迫到郑州贩卖红卫兵小报求生。60年代末,在郑州他因贩卖小报,被以“投机倒把”罪抓入监狱,判刑3年。刑满释放回到老家内蒙,他30多岁没有结婚,不得不和一个生有5个孩子的寡妇成婚。为了求生,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他冒着生命危险下煤窑挖煤,起早贪黑,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信上的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亲人经历的苦难。

我虽然也参加造反和批斗会,也和妻子经营着一个有孩子的小家,我们的日子勉强能够维持吃穿,而我的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一个人在独处时,就不免想起远在天边的亲人们,根据家信中的片言只语,在想象中来猜测他们过的日子,并时时浮现出老家的街道和土屋,以及父母被批斗的场景……有时偶尔在梦中见到亲人,也常常是看见母亲泪流满面,父亲用期待的眼光注视这我,或者是弟弟妹妹们的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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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抓,文革终于收场。

1977年,惊闻父亲在老家病逝。天高地远,我的三个孩子还小,考虑从贵阳到内蒙老家至少要乘车走三四天,来回的路费也难以承受,我决定不回老家奔丧,只寄出我一个月的工资委托弟弟妹妹们办理丧事。

1979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治清明的景象。胡耀邦大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由于此举顺民心合民意,在全国范围引起轰动。

就在那年的清明节前,母亲和三弟潘文平接到北京南苑大队的通知,要求把申请落实政策回北京人员的名单填写一份,寄回南苑大队。二弟潘文博文化水平高些,文革中他走南闯北,江湖经验多些,从通知上他看到了回北京的希望。于是,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加上母亲及三弟潘文平一共10口人的名字列出清单,立即按要求寄回南苑大队。然后,他不等南苑大队的通知,迅速把自己一家住房和家具卖掉,并帮助母亲及三弟处理了父亲生前盖的三间房产,10口人迅速奔回北京南苑。这一切,文博都通过书信告诉了我。
1985年,我借进京出差之机,顺便回家探亲。

当我在南苑三营门下了公交车,走进一个叫东南大道的胡同里,看见我最小的妹妹潘晓娟头上扎着北方农妇常用的头巾,正在挥着一把竹扫帚扫马路。当她见了我的面,互相认出对方以后,她立刻丢下扫帚,口里喊着“大哥”,抱着我的肩膀哭起来……
20年的分别,10多年的灾难,如梦如幻。

见了母亲,只见她头发全白,已经满脸沧桑,苍老许多。她见了自己的大儿子,百感交集,也忍不住,默默流下眼泪……当我问到在老家的十几年的日子,我妈说:

“别提了,那罪受的,差点死在老家……”

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就随着父母一起被遣返回老家的三弟潘文平,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小伙子,他说,老家那些农村干部,比电影里那些地主恶霸还狠,把咱爸和妈往死了整……

于是,两个弟弟和三妹妹把文革十多年的经历开始向我讲述。

那年,我恰好在北京百货大楼买了一台收录机,便把他(她)们的讲述录下来。

我二弟潘文博的冤案虽然已经平反,恢复了小学教师的公职,但他仍然心有余悸,问我,你录了这些磁带,会不会说我们是记变天账?我说,的确,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伤痕文学中,地富反坏的题材还没有人敢写,还是个禁区。但是地富反坏也是人,他们的经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能够秉笔直书,记录社会各色人等,记录历史真相,我们莫非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在回贵阳的火车上,我想,我们全家在文革十多年的遭遇,从历史角度来看,尽管是一家人的经历,但却是中国人在文革中经历的一部分,这些口述的历史是文革史最真实的记录;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记录人间灾难的材料,可以让人重新思考阶级斗争学说是否真有道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两百多年前,西方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人分高低贵贱三六九等,提出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引领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而阶级斗争学说却让人类互相仇视和互相残杀,把社会推向中世纪的野蛮和黑暗;如果从文艺创作角度来看,这些口述的家史材料,情节曲折生动,真实感人,倘若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岂不是比那些虚构杜撰的更精彩也更深刻?更能够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基于以上认识,我回到家以后,业余时间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按时间顺序分出小节,然后输入电脑。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些文字是无法见天日的。

来到多伦多后,看见《大中报》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发起“文革征稿启事”,我便把沉睡在电脑中30年前的文革家史口述记录,重新打开审阅,并把以前写的 “潘文博冤案始末”稍加修改,作为正文的附录,一并发给大中报,请编辑审阅定夺。

倘若这些史料若能和读者见面,也算为文革史添砖加瓦,让后人了解更多文革真相。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则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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