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 前言

 

前言

 

1965年，我从北京的中戏戏文系毕业，因出身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远离北京4000多公里的贵州，那里古代曾经是充军发配的地方。

第二年春末夏初，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首先在北京卷起。我远在贵阳听说，红卫兵运动把北京搞得天翻地覆，一片恐怖；而报纸电台宣传的是——要砸烂旧世界，要横扫一起牛鬼蛇神，以及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对于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我在困惑中感到中国又开始要搞运动了。学生时代我经历过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等等运动，但不知道这场运动又是什么内容？

不久，二弟潘文博写来的家信中说， 6月初他被四清工作队打成“坏分子”，开除小学教员的公职，离开北京西郊的前沙涧小学，被遣返回南苑大队监督劳动。

9月份，二弟的家信中又告知，除住在北京市内的大妹潘凤华和二妹潘佩华以外（两个人都已经结婚并在北京市内上班），住在南苑的父母和他被南苑大队的造反派拉到大队打了一顿，第二天被扫地出门，押送回内蒙老家的宁城县瓦南大队，开始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这些坏消息，让我的心情极度低落，作为家中的长子，全家10口人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我远在贵州，苦思冥想，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自己应该为家里做些什么。

当时，是全国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暴风骤雨，横扫中华大地，势不可当。

这使我想起莎士比亚著作中的一句话，国王的一个喷嚏，会使全国的臣民发抖！我想，我们这些人，只能凭天由命了。

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回到北京，看望了凤华和佩华两个妹妹。她们告诉我，南苑我们原来居住的那三间平房已经被大队没收，回去也找不到人了。我想到自己学生时代住过的房屋，以及屋前有葡萄园的院子，这是父母和家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夜之间，竟然被没收，天理何在？在北京期间，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有家不能回的酸楚和悲凉！

但当时却意识不到这是明火执仗的掠夺和抢劫，意识不到这是一场人为灾难的降临。

1968年初冬，我带着新婚的妻子从贵阳回到北京，算是旅行结婚。我和妻子只能暂时住在大妹潘风华家。潘风华夫妻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她一家4口，住在一套不足50平米的房间里，勉强能够容下我们夫妻。

想到从大西南回到北京不容易，又考虑到妻子有身孕，以及对北方的冬天不适应，我决定只身回内蒙宁城老家去探望父母和几个妹妹和弟弟。

在寒风凌厉中，我回到幼年记忆中的故乡瓦房村。只见父母憔悴而苍老，全家住在一间土屋内。最扎眼的是，父亲穿的破旧的棉衣左臂上，缝着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富农分子”四个黑字！人生而平等，这是西方哲人的名言，但莫非文革却让人们回到野蛮的等级社会？

问到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的情况，父母只是叹气，说这一切大概都是命……

父母不愿意谈文革开始以来这两年的遭遇，怕我听了难受，只说，你没有带媳妇回来很对，咱们家这日子也不像个日子。另外，父亲给我打招呼，乡亲如果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不要说你在五七干校，老百姓都知道五七干校是劳改的地方。

在老家住了几天，临走父母都掉了眼泪。没想到，这竟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10年里，二弟陆续写过几封家信，介绍过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如何被大队干部斗来斗去；也介绍了他和三妹凤珍的被批斗情况，以及三个妹妹为了找个活路，远嫁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而他自己在北京要求平反却总是求告无门，被迫在街头流浪卖报，又被北京街头的地痞流氓袭击，被迫到郑州贩卖红卫兵小报求生。60年代末，在郑州他因贩卖小报，被以“投机倒把”罪抓入监狱，判刑3年。刑满释放回到老家内蒙，他30多岁没有结婚，不得不和一个生有5个孩子的寡妇成婚。为了求生，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他冒着生命危险下煤窑挖煤，起早贪黑，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信上的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亲人经历的苦难。

我虽然也参加造反和批斗会，也和妻子经营着一个有孩子的小家，我们的日子勉强能够维持吃穿，而我的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一个人在独处时，就不免想起远在天边的亲人们，根据家信中的片言只语，在想象中来猜测他们过的日子，并时时浮现出老家的街道和土屋，以及父母被批斗的场景……有时偶尔在梦中见到亲人，也常常是看见母亲泪流满面，父亲用期待的眼光注视这我，或者是弟弟妹妹们的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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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抓，文革终于收场。

1977年，惊闻父亲在老家病逝。天高地远，我的三个孩子还小，考虑从贵阳到内蒙老家至少要乘车走三四天，来回的路费也难以承受，我决定不回老家奔丧，只寄出我一个月的工资委托弟弟妹妹们办理丧事。

1979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治清明的景象。胡耀邦大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由于此举顺民心合民意，在全国范围引起轰动。

就在那年的清明节前，母亲和三弟潘文平接到北京南苑大队的通知，要求把申请落实政策回北京人员的名单填写一份，寄回南苑大队。二弟潘文博文化水平高些，文革中他走南闯北，江湖经验多些，从通知上他看到了回北京的希望。于是，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加上母亲及三弟潘文平一共10口人的名字列出清单，立即按要求寄回南苑大队。然后，他不等南苑大队的通知，迅速把自己一家住房和家具卖掉，并帮助母亲及三弟处理了父亲生前盖的三间房产，10口人迅速奔回北京南苑。这一切，文博都通过书信告诉了我。

1985年，我借进京出差之机，顺便回家探亲。

当我在南苑三营门下了公交车，走进一个叫东南大道的胡同里，看见我最小的妹妹潘晓娟头上扎着北方农妇常用的头巾，正在挥着一把竹扫帚扫马路。当她见了我的面，互相认出对方以后，她立刻丢下扫帚，口里喊着“大哥”,抱着我的肩膀哭起来……

20年的分别，10多年的灾难，如梦如幻。

见了母亲，只见她头发全白，已经满脸沧桑，苍老许多。她见了自己的大儿子，百感交集，也忍不住，默默流下眼泪……当我问到在老家的十几年的日子，我妈说：

“别提了，那罪受的，差点死在老家……”

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就随着父母一起被遣返回老家的三弟潘文平，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小伙子，他说，老家那些农村干部，比电影里那些地主恶霸还狠，把咱爸和妈往死了整……

于是，两个弟弟和三妹妹把文革十多年的经历开始向我讲述。

那年，我恰好在北京百货大楼买了一台收录机，便把他（她）们的讲述录下来。

我二弟潘文博的冤案虽然已经平反，恢复了小学教师的公职，但他仍然心有余悸，问我，你录了这些磁带，会不会说我们是记变天账？我说，的确，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伤痕文学中，地富反坏的题材还没有人敢写，还是个禁区。但是地富反坏也是人，他们的经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能够秉笔直书，记录社会各色人等，记录历史真相，我们莫非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在回贵阳的火车上，我想，我们全家在文革十多年的遭遇，从历史角度来看，尽管是一家人的经历，但却是中国人在文革中经历的一部分，这些口述的历史是文革史最真实的记录；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记录人间灾难的材料，可以让人重新思考阶级斗争学说是否真有道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两百多年前，西方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人分高低贵贱三六九等，提出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引领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而阶级斗争学说却让人类互相仇视和互相残杀，把社会推向中世纪的野蛮和黑暗；如果从文艺创作角度来看，这些口述的家史材料，情节曲折生动，真实感人，倘若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岂不是比那些虚构杜撰的更精彩也更深刻？更能够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基于以上认识，我回到家以后，业余时间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按时间顺序分出小节，然后输入电脑。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些文字是无法见天日的。

来到多伦多后，看见《大中报》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发起“文革征稿启事”，我便把沉睡在电脑中30年前的文革家史口述记录，重新打开审阅，并把以前写的 “潘文博冤案始末”稍加修改，作为正文的附录，一并发给大中报，请编辑审阅定夺。

倘若这些史料若能和读者见面，也算为文革史添砖加瓦，让后人了解更多文革真相。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则是了却了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