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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地狱中的挣扎之一:第一次遗返
——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以下文字是根据录音整理)

潘文博(二弟,1966年24岁,原为小学教师,在66年文革开始前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所谓“坏分子”开除公职,回生产队监督劳动。被迫害的具体经过见附录:潘文博的冤案始末):就在六六年七八月份,全家的悲剧开始了。当时风珍妹在十八中念高一,风琴妹念初一,潘文平在五爱屯小学念二年级。我呢,当时被打成“坏分子”,开除了小学教师的公职,被遣返回南苑大队,与爸爸一道监督劳动,每天被红卫兵押送到南苑大队去干活。

当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向红卫兵致敬的文章,赞扬红卫兵的恐怖行为,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行为是革命的。在这种形势下,我和爸爸白天劳动,晚上有红卫兵看守。

没想到,大队突然决定要遣返我们一家。押送我们的有杨树林、杨秀云、白风琴,还有外号叫“贺大拿”的贺青山……

潘文鸣:杨树林我熟悉,他比我大几岁。五十年代他在北京读重点中学,家里也很穷,当时没钱坐车,每星期六从北京城里走路回来,二三十里。后来没考上大学,回来当了农民。

风珍(三妹,66年18岁,高中一年级未读完,被遣返):杨树林是个二杆子,他还能考上大学?!

潘文博:遣返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9月2日上午,突然听到房后汽车响。在这之前,红卫兵已经抄了咱们的家。抄家时,红卫兵逼着我们把院子里的厕所拆掉,说咱们的厕所影响了他们的卫生。当时正好大姐风华和大姐夫周超宇在家。大姐胆小,吓得惊慌失措,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些红卫兵对大姐说了很多侮辱性的话,大姐也不敢言语。大姐夫十几岁参加革命,是个共产党员,表现得很镇静。抄家时,把我们家的枕头都拿刀挑破了,以为里边藏有变天账,或者是武器,大烟土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有。

9月2号,大汽车一停。事后知道,他们已经做了准备,买了一口袋火烧(即烧饼)。头天晚上,大队灯火通明,红卫兵把四类分子集中在一起,大概是向城里的红卫兵学的,用皮鞭、木棒、狠打四类分子……咱们队有三户四类分子。听说当晚就打死一个人,送到火葬场去了。四类分子刘玉人缘差点,挨揍就挨得多点。我们家,爸爸一生为人耿直,以劳动为生,没得罪过什么人,所以挨几下,也没挨多重。他们打我时,我坚持说自己是冤案,他们看我年轻,在生产队也没呆几天,那些大队的红卫兵下手也就不怎么狠……

妈一直在家里搞家务,他们也没怎么动……

那晚折腾到十一二点,估计他们也累了,就放我们回来了。

后来听说,咱们南边的大兴县,红卫兵把四类分子集中在一起,打死了上百人,那种恐怖场景,让人惨不忍睹!

没想到,大队的红卫兵打完这些四类分子还不算完,他们大概根据北京城里的做法,还安排把咱全家遣返回内蒙……

说实在的,长这么大,我们从来也不知道内蒙是什么样子,老家在咱们的印象中,是很遥远的。但是,这场革命风暴既然来了,命运也就只好由人家来安排了……

汽车一停,杨树林就喊我们上车,说按中央精神,把我们全家遣返回原藉。爸爸年纪终究大了,一听,就吓呆了。该拿的衣服也忘拿了,拿了几件,后来也在路上弄丢了……

上了车,一看,车上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不仅是四类分子,而是十二类人员,其中有国民党的投诚人员,小业主、资本家,做小买卖的。总之,除了红五类,凡是历史有一点污点的,按北京市当时的做法,都一律要扫地出门……

汽车开了,那些押送我们的大队红卫兵也不知道回内蒙该怎么走。他们把我们拉到丰台火车站,一问,在丰台上不了车,又掉头往北京站送。到了北京站一看,那场面真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潘文鸣(潘家的长子,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省文化局,因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属于遣返对象):听说当时北京站的广场上都是五类分子,跪在那里?

风珍:出身不好的,还不能在火车站外或者在站里,而是在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这些人不准站,更不准坐,而是跪在那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胸前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什么 “逃亡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个个低着头,都像犯了什么罪一样,垂头丧气……谁押送的谁看守,通道里男女老幼,密密麻麻都是全家大人小孩一起送。

 潘文博:这种场景,根据咱们的知识,可以说,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也许苏联十月革命后把白俄和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也是这样? 

风珍:来来往往的红卫兵,几乎都是带着红袖套,穿军装,戴军帽,手拿皮带,凶神恶煞,想打就打,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有的手里拿着鞭子,想抽谁,上去就是一鞭子,被抽的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是鲜血直流……

潘文博:后来听说,这些红卫兵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女,也就是十五六岁,男的女的都有,多数都是中学生,他们打人那么凶狠,简直让你难以相信。那种打人的场面,可以说让人心惊胆战,惨不忍睹。这些被遣送的,连劳改犯都不如,我在河南劳改农场呆过三年,那里很少有打骂犯人的。

不过,在这些造反派里也并非都是没有人性的,有的也比较仁义善良。在车上,押送咱家的红卫兵中,有个叫张淑英的姑娘,她不打人也不骂人,对咱家可以说一直是采取暗中保护的态度。

风珍:从表面来看,也不知道她张淑英对运动是什么态度。但觉得她和其他红卫兵有些不同,不管那些红卫兵怎么抽人打人,她始终不动手。在火车上,二伯家的姑娘秀萍抬头瞅了瞅红卫兵,那些红卫兵就说她态度不老实,马上就把她头发给剪了!人家张淑英不忍心看这种场面,把头都扭过去了……
 
潘文博: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宁城。红卫兵把我们送到县委大院,向县里领导交待以后,就回去了。爸爸在老家是很有名的,外号叫“大阎王”。

潘文鸣:爸爸在老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外号?

潘文平(66年仅9岁,读小学2年级):这个外号是因为小时候二伯喜欢和人家打架,人家给二伯起了一个外号叫“二阎王”,结果就把爸爸叫“大阎王”。可是爸爸没干过坏事,没有坏底子。

风珍:我记得爸妈被带到县公安局,我们子女就留在县委大院。我怕他们把爸爸妈妈打死,像北京红卫兵那样,我就怀着侥幸的心理,给他们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念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还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希望这些人手下留情……

潘文博:爸爸和妈从县委大院走了之后,瓦房大队来接我们的是李国真、姜子勤、宋国贤这帮红卫兵。我们坐大板车,走了二十多里,才到了咱们老家瓦房大队。记得是在七姨家门口下的车。妈和二伯全家过了几天才由红卫兵押送回来,而且还要让他们游街示众。就在游街示众的时候,出了一件事,那天是亲戚给咱报的信,说咱妈不行了,叫大铁轱辘给压昏过去了……

潘晓娟(五妹,66年11岁,读4年级):妈是小脚,平日走路就脚疼。那天红卫兵押着妈他们走了十五里多的路,妈又累又饿又怕,一下子昏过去了,倒在那里。姜子勤、任国明、李国真这三个人可以说就跟北京那些打人的红卫兵一样,没有一点人性,他们见妈昏过去,就把一个大车轱辘抬过来,压在妈的身上。三姐过去看妈闭着眼,脸色发白,只剩一口气,哭着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这不是武斗吗?

姜子勤说:“你少来这套臭理论!”他们把毛主席的话说成是“臭理论”, 当时如果在城市里,谁敢这样讲,那不是马上就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可是农村的这帮红卫兵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地痞,他们这样说,你有什么办法?!

潘文鸣(大哥):这三个人后来怎么样?

潘晓娟:咳,这些人都是农村里一些好吃懒做的流氓,他们在农村里都是大家瞧不起的货色。一听说造反,他们就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后来李国真死了,街坊邻居都说是报应,连人帮忙抬都没有。还是队长挨家挨户请,看队长的面子,人家才把他抬出去埋了……

潘文博:李国真他们看妈那样子,以为要出人命,也有些害怕了,就溜到一边去了。我们把妈身上的大车轱辘掀开,然后又把妈抬到大队办公室,只见妈两个眼睛闭着,奄奄一息。我们都吓坏了,以为妈这次可能没命了。我赶紧找一碗水,给妈喝了两口,过了一会儿,没想到妈回过气来了……我们提着的心才放下来。爸爸是在县里,听说是开斗争大会。

回到老家,因为爸爸在老家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的事,只不过在年青时跑过买卖,在家乡,对弱者、对穷困的人,都是同情支持的,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父老乡亲的恶事,所以,也就没人趁机来和我们作对。刚才提到的李国真、姜子勤那些农村中的流氓无赖,他们在真正劳动人民眼里,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爸爸在老家,一些老年人提起来,都伸大姆指!

他们说,有次日本人把爸爸抓起来,用手铐铐起,用二号手枪逼着爸爸,想按在炕上灌辣椒水。爸一使劲,就把手铐子挣开了,顺手抓住日本人的手枪,一扯,把枪筒子就扯下来了。接着一蹦,跳到炕上,就去摘日本人挂在墙上的手抢。日本人都被爸爸这种精神气质震服了。日本人佩服有血性的英雄好汉,听说不仅没给爸爸灌辣椒水,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另外,回到老家,在文革中,有人外调找爸爸,爸爸一生为人正直,从不讲假话陷害人。

风珍:那是河南来的人,搞外调。两个人在大队里把烙铁放在火炉上,烧得通红。他们要爸爸按他们的意见提供材料。爸爸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不能冤枉人家。那两个搞外调的就想动刑——要用烧红的烙铁烙爸爸。大队干部怕这两个搞外调的一走,出了人命不好交待,从中讲了几句,用身子挡着爸爸,才没让爸爸挨他们的酷刑……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五类分子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整死也没人管。

潘文博:后来我在北京参加受迫害人员上访申诉团,听一个南方来的人讲,在湖南和广西,那里的造反派就杀害了不少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有的是杀全家,他说,杀了的人都扔到江里,尸体满江都是,那场面也够恐怖的!

凤珍:我也听人讲,广西那里杀了人,有的造反派还挖被害人的心和肝煮着吃……那会有些人好像都疯了,真是无法无天了!
潘文博:听那个南方人讲,那里杀的不仅是五类分子,而是22类人。

凤珍:哪22类?农村除了地富反坏,可能连右派都没有。

潘文博:他说,这22类人里包括国民党投降的连长以上人员,三青团骨干分子,过去的保长,镇长,连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都算进去了……

凤珍:哎呀,那不是把农村人口要杀将近三分之一吗?

潘文博:没有三分之一恐怕也有五分之一。所以,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整走资派,还要消灭所有出身成分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要不然,为什么城市里的红卫兵和农村里的红卫兵都像疯了一样?

潘文鸣:我在贵州也听说过广西和湖南大规模屠杀出身成分不好的人这件事。当时指挥造反派杀人的都是军代表,或者是武装部的领导。这些惨案的事实真相,将来一定会有人披露的。

潘文博:好在咱们老家太贫穷太落后了,也没有派军代表来。如果真像广西湖南那样,估计李国真那些造反派,也会像湖南和广西造反派那样,乱杀人……

(谈到这里,大家都感到后怕和恐惧,并且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幸运感。)

潘文博(沉默片刻以后):我们家是1946年土改前就走了,那时我们都还不太懂事,二十多年后突然回到老家,才知道老家是个什么样子。咱们老家像全国许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一样,人多地少。二伯和二婶一家七八口子,咱家也是七八口子,加在一起近二十口人。人家老家大队也感到为难——安排在什么地方?人多地少,这么多人怎么养活?

开始,我们三家人挤在老伯家的两间小屋里,亏了是深秋初冬,炕上地上挤满了人,屋里还能凑合。住了一些日子,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行。只好再想办法,路子也只有一条——投亲靠友。妈找到七姨家,七姨家听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七姨家的九哥就腾出一间小屋来,让咱全家暂时搬过去住。这是住的问题。吃的,更是难办。在北京把咱家扫地出门,临走带了一二十斤粮食,几天也就吃完了。怎么办?只好找邻居和亲戚借。那时候,农村里各家也不富裕,刚才说了,咱们老家人多地少,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分到各家各户,劳力多的,也许免强够吃;劳力少的,劳力弱的,一年差好几个月的粮……所以,向人家借粮,十斤八斤,借一次可以,第二次,咱也就没法张口了。没办法,只好一天一顿干两顿稀,免强维持活命。

风珍:爸和妈成分摆在那儿,二哥也有“坏分子”的帽子,我们姐三个没什么辫子,就到大队跑了好几次。我们说,我们出身不好,但也得给我们出路呀——住没地方住,吃没有吃,干活又不让,这不符合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可能他们也知道,不给出路,不是党的政策。这样,大队干部经过研究,才通知我们几个人到大城子去修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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