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斗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10年里，除了样板戏，所有的文艺活动全部被禁止了。在运动初期父亲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开批斗大会把他们这些“黑帮分子”架到台上“坐飞机”，两臂反向朝上，低头弯腰90度，长时间不许抬头直立。

 

父亲就悄悄向身边其他的“黑帮”传授经验：“先把重心放在左脚，再把重心放在右脚……”，后来造反派又让他们这些“黑帮分子”修路，推又粗又重的水泥管平整路面，聪明的“黑帮们”想出一个法子：一个人站在水泥管子上，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两边，用手拉住站在水泥管上面的人一起往前走，工作效率就高多了。有时“黑帮们”还负责抄谱工作，这些“黑帮分子”大多都是大音乐家，抄谱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那时母亲由于是中央歌剧院的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被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后来干脆完全剃光了。奶奶被打成“地主婆”，大娘（我家老保姆）被打成“保皇派”。我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妈妈指着自己刚刚长出来的头发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像不像一个小男孩”，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虽然全家遭到了厄运，但还是积极乐观地生活着。

 

一段时间以后，由于造反派之间的派仗愈演愈烈，他们已经无暇顾及这些“黑帮”了，所以又把父亲放回了家。那段时间对父亲相对而言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平时出去看看大字报，再转转自行车市，学学如何修理自行车，反正指挥是做不成了，得学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就当个修车师傅吧。1968年秋，父亲突然被叫到了人民大会堂，由于1965年中央乐团排演了《交响乐沙家浜》，父亲被江青“解放”了，同时父亲也结束了那段相对平静的生活。

 

与其他的人不同，父亲是一位老党员，有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从表面现象来看被“解放”当然是好事，但是这其中的艰险，也只有父亲他自己知道。众所周知，江青是一位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多变而有野心的女人。在她的领导下工作就好像在走钢丝，也是一件及不容易的差事。

 

在那个时期，江青有一个嗜好，就是给人改名字。如：薛恩厚改成薛今厚、钱浩梁改成浩亮、殷承宗改成殷诚忠等，每次一到江青有兴致给人改名字的时候，父亲就坐得靠后一点，把头低一点，避免江青对他的注意，总算逃过了改名字的厄运。

 

文革初期，每次演出《交响乐沙家浜》时，乐队都穿着新四军的军装在台上演奏，父亲总觉得这样是不伦不类，但是如果直接提出意见肯定要碰一鼻子灰，闹不好还有可能被扣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为此，父亲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一次在江青审查节目时，父亲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乐队演奏员身穿新四军军服上台等于进入了角色了，可是让新四军给胡传魁和刁德一伴奏恐怕不太合适吧？江青一想：也对呀！从那以后，乐队就改穿中山装了。遗憾的是最有戏剧性的唱段，也就是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的三人对唱“智斗”最终还是被江青从交响乐沙家浜中砍掉了。

 

还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江青怕吵嫌乐队的铜管太响了，说是要拆音墙，问那个特别响的乐器叫什么，父亲听后连忙趁中场休息时跑到后台对那几个吹长号的演奏员说：“哥几个悠着点，再使劲吹饭碗就砸了。”后又跑到前台对江青说是TUBA，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号，江青听后就说，把这个乐器从乐队中砍掉，结果大号就被砍掉了。其实大号在乐队中虽然也非常重要，但是它在整个演出中大部分地方都是休息，只有一小部分有事，所以砍掉了也不会影响大局。父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交响乐队中的长号声部。

 

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文艺团体全部都上山下乡了，中央乐团由于排演了样板戏《交响乐沙家浜》还保持着正常的训练与演出，但乐团还是有一部分业务干部被送到干校劳动去了，父亲就以演样板戏工作需要为由频频找军代表把这些业务干部分期分批地往城里调，让他们参加排练和演出。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为此父亲向文化部打报告要求举办纪念音乐会。当时文化部的领导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把报告转到了中央。为了保证演出质量父亲就想：不管批不批，先练起来再说，所以3月中旬就开始排练了。一直等到3月23日，演出贝多芬纪念音乐会的报告终于获得了中央政治局的批准。3月26日中央乐团在北京成功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命运》交响曲，那场音乐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进行了现场直播，当时有的人听到了广播以为有人在偷听敌台呢。这场演出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外媒体评论说：贝多芬在中国的上演象征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结束。试想一下，如果中央乐团全部上山下乡了，业务都荒废了，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演出贝多芬交响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