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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蛋

编者按: 2017年6月6日 是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百年诞辰日。在中国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将有多位中国著名指挥出场的纪念音乐会。在多伦多的李德伦音乐基金会将在6月24,25日举办李德伦百年诞辰活动, 包括6月24日下午由中国著名指挥卞祖善主讲的《中国交响乐创作百年回顾与展望》和回忆李德伦指挥座谈会,6月25日3:00 的李德伦百年诞辰纪念音乐会及25日晚的音乐沙龙(不靠谱沙龙), 冷餐会和电影晚会三个活动。
 
为配合这次纪念活动, 大中报将陆续发表有关李德伦指挥的文章。包括李德伦的女儿李鹿写的《我的父亲》,张泰宁的 《海外知音为大师送行 》,黄安伦的《李大爷指引我写交响乐》和黄宗江的《读李德伦》。 有关纪念活动咨询:info@lidelun.org.
 
 
 
2001年3月25日,我和母亲受中国交响乐团的邀请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出席“相约春天——献给李德伦的音乐会”,一进音乐堂的大厅,我就愣住了,只见迎面挂着一幅五米多高父亲的巨幅照片,周围摆满了鲜花,来听音乐会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在照片前合影留念。在此之前就有很多报纸和刊物都刊登了父亲的照片和介绍父亲的文章,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都频频给我和母亲来电话约时间采访,这一切都与我在父亲身边长期生活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个“倒霉蛋”。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老运动员”,历次运动都要把他捎上。父亲这个人一贯的大大咧咧,是个直筒子,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容易犯错误。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时期,他在苏联看到了一些腐败现象,1957年毕业回来后也传播了一些苏联老大哥的不是,那时我国正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当年如果不是周总理提出留苏归国的学生不参加反右运动,要正面教育,恐怕父亲早成了右派了。六十年代音乐界搞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作为搞西洋音乐的父亲当然就属于批判对象了。
 
在那个时代,乐团的创作组搞了很多民族化的作品,例如:交响诗《穆桂英挂帅》、交响曲《保卫延安》等。后来父亲又和乐团的一些老同志搞了个音乐清唱剧《沙家浜》(后来江青给定为《交响音乐沙家浜》),才算把乐团保住。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先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关进了牛棚,后又被江青“解放”,出来指挥革命样板戏 《交响音乐沙家浜》。由于他没有像其他“样板人” 那样对江青趋炎附势,结果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个时期“篡改样板戏”、“砸烂洋框框”、 “批判无标题音乐”、“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行帮”、“反黑线回潮”等大大小小的运动层出不穷,每次运动父亲都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1976年9月底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了家里,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并被揪出来,你在家里是老大,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原来乐团整理了《李德伦的27条反革命罪状》已经上报到文化部,父亲最后差点被江青一伙打成反革命,直到1976年10月初粉碎了“四人帮”他才幸免于难。
 
“四人帮”被粉碎了,他应该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在他高高兴兴和母亲一起参加老干部合唱团时,却又由于人们对他的不理解而被拒之门外。紧接着文化部派来的工作组又把他列为“讲清楚”对象,父亲患病在医院接受检查时又被工作组说成是装病逃避运动,要求他马上出院参加运动,幸亏在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坚持下没有让他出院,继而又检查出他患的是肾癌并做了肾切除手术,才算保住了一条命。由于乐团的很多演奏员贴出大字报要求父亲出来工作,他才又重新拿起了指挥棒。
 
到了八十年代,尤其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也迎来了新生,曾被禁止的交响乐也恢复了演出,父亲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他的干劲更足了,他多么希望利用他的余生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多做一些事啊!可是他的一些想法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记得有一个周末我回到父亲家去看他,一进门就看见他脸色阴沉地坐在家里的那把黑色的太师椅上,我问父亲:“爸爸,你近来怎么样啊?”父亲回答说:“不怎么样,我都快被吃了。”原来当时父亲搞了一个实验,就是以中央乐团部分骨干乐手为基础,再吸收一些其他文艺团体的业务尖子,搞一个“散装乐队”,也就是借鉴体育界组建国家队的经验,搞一个全国一流的乐队举办音乐会。另外,他还经常主张在乐团培养年轻人,把一些年轻的乐手提拔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人。虽然那场音乐会开得非常成功,在音乐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却给父亲带来了厄运。从那以后,每当父亲站在中央乐团的指挥台上,有的乐手就对父亲怒目而视,在这种气氛下进行排练就更谈不上艺术上的合作与交流了,这样的日子真是太难过了,父亲终于暂时离开了中央乐团的指挥台。
 
从那以后过了很多年,父亲对母亲和我说:“看来我当时的想法是超前了,可能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的中国交响乐团比我当时的想法走得更远,我只是希望在原来的老中央乐团的基础上改革,可是现在的国交把原来的老中央乐团全部解散了,重新又搞了一个交响乐团。原来的老中央乐团有一个好的传统,积累的曲目比较多,合作经验比较多,而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个人技术很好,但有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交响乐,训练起来需要有一个过程。” 尽管父亲对交响乐团的改革有很多想法,遗憾的是在中国交响乐团初建团时他就被排除在考试委员会之外,有个顾问的虚名,顾而不问。
 
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普及交响乐和在全国的范围内建立音乐厅、建立交响乐团的工作中去。凡是有人来电话请他去做普及交响乐的讲座,他就让母亲查看他的日程,只要有一块时间是空的,他就答应人家去讲座。无论是只有2、3个人的办公室,还是上万人的大广场他都去讲。每到去外地演出,赶上休息时间大家都去游山玩水,他就到当地的机关、工厂和学校去讲座。他有时调侃自己说:“到了山东没去过泰山,到了杭州没去过西湖。” 记得有一次他到广州演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领导都来了,演出结束后剧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父亲对现场观众说:“请大家不要鼓掌,如果你们能够在广州建一座音乐厅,我就谢天谢地了!” 音乐会后,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领导马上开会,决定在广州建一座音乐厅,也就是现在的‘’星海音乐厅‘’。还记得有一年,北京市委突然宣布解散北京交响乐团,父亲很着急,拖着年迈的身子爬了五层楼去游说当时的市领导,最后北京交响乐团终于保住了。母亲离休后,她陪伴着父亲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讲课、排练、演出。
 
到了九十年代,我离开了父母随丈夫到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常驻,1993年初我奉文化部外联局之命到莫斯科协助父亲录音,在莫斯科见面时,母亲告诉我,父亲由于反对中央乐团演奏POPS音乐而在国内受到了围攻,日子非常不好过。
 
93年秋我回国休假去看望父亲,只见父亲还是脸色阴沉地坐在那张太师椅上。我问父亲:“爸爸,你近来怎么样?” 父亲回答说:“不怎么样,我快被吃了。” 原来POPS音乐的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当时的媒体都主张中央乐团演奏POPS,广播、报纸铺天盖地,早上一打开收音机就是对父亲的“保守思想”的批判。我问父亲:“为什么会是这样?” 父亲说:“我不反对演POPS,全国都可以演POPS,只留一个中央乐团演交响乐好不好!” 父亲为保住交响乐的最后一个阵地,拼尽了全力。
 
到了九十年代末,父亲病倒了,人们给了他崇高的荣誉。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正因为他这些“倒霉蛋”的经历,才得到了人们最终的理解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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