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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佐洱:相信「一国两制」长命百岁

来源: 书同
 
陈佐洱说,自己亲历的中英谈判只是「长江」中的一个浪头,回归后的香港,正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气派奔腾向前,奔向波澜壮阔的大洋大海。
 
「我这辈子,直到离开这世界,都会与香港有不解之缘。」陈佐洱坦言,自己的后半生和香港紧密联系、无法分开。

「半路出家」的外交官
陈佐洱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的内地资深港澳事务官员,这位在中英交接香港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外交官常称自己是「半路出家」。

陈佐洱家族是上海的名门望族,父亲陈汝惠是著名高等教育家、爱国作家,伯父陈伯吹是被誉为「中国安徒生」的著名儿童文学家。陈汝惠家一门三杰,除长子陈佐洱外,次子陈佐沂是浙江大学教授,三子陈佐湟是蜚声海内外的指挥家,曾任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

成长於书香门第,陈佐洱在从政之前曾是位地地道道的文人。1964年,陈佐洱毕业於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先后任职中学教师、《福建青年》杂志社和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编辑。

1955年起,陈佐洱就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写作及翻译,「文革」结束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陈佐洱任职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期间还与《镜报》老社长、著名侨领徐四民先生结下笃深友谊。

1987年9月,陈佐洱作为中新社代表,奉命接待首次进入大陆公开采访的两位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在机场迎接时一句脱口而出的「等了你们38年」,成为了见证历史时刻的最佳注脚。这句话不仅是第二天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更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也正是从那场成全两岸新闻界交流的破冰之旅起,陈佐洱逐渐开启了「半路出家」的「外交」生涯。

1988年,陈佐洱调往国务院港澳办工作,负责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有关事务,成为香港回归祖国大业中的一份子。1994年3月,陈佐洱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奔赴一段重要历史的前哨--这位「哨兵」的岗,一站就是4年。

2012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的陈佐洱将在香港工作4年的经历写成回忆录,出版了传记文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繁体字版《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英文版《The Last 1208 Days and Nights》)。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评价此书为「一部优秀的、可读性和史料性都很强的报告文学」,并称赞陈佐洱「以生动的笔墨和第一手的材料刻画了那个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惊心动魄的年代」。出版不久,即有内地十余家报刊连载、转载,电台电视台改编成广播剧、纪录片。

在这本书中,陈佐洱将因工作需要充任外交官视为「半路出家」,而把能亲身参与、见证港澳回归视为一生莫大的荣幸。

爱讲故事的陈晚枫
成长於福建厦门的陈佐洱常用笔名陈晚枫。也许是热爱文学的缘故,这位陈晚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经常通过讲故事来表达观点,香港传媒亦评论其谈判风格「强硬但讲道理」。

在与笔者谈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时,陈佐洱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一篇题为《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回归前夕,陈佐洱和时任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史莱克就此有过一次交谈,后者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行不通的,并担心香港「要完了」。陈佐洱当即反问,美国能不能拿出一到两个州来实行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社会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史莱克无奈表示:「这个做不到。」

陈佐洱接?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国家施行两种不同的制度,那是没有任何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做过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这样的气魄和自信,而且一定能够说到做到,请拭目以待。」

到了1999年澳门回归时,身为全国人大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的陈佐洱与赴澳出席庆祝仪式的美国国务院代表史莱克又见面了。陈问史莱克:「你觉得『一国两制「实现了吗?」后者连连答道:「实现了,实现了。」不久后,《财富》杂志又出版专刊,承认当初错误估计了形势。

回忆香港回归以来的20年,陈佐洱表示,类似上述曲解「一国两制」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谈「一国两制」时应注意区分谁是「真李逵」、谁是「假李鬼」。
爱讲故事的陈佐洱也曾因一个形象的比喻--「车毁人亡论」而遭到传媒围攻。1995年,陈佐洱指出彭定康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是为「掏空」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储备,并形象地批评这位「末代港督」是「在崎岖道路上开赛车」,有「车毁人亡」的风险。

此语一出,彭定康便「赤膊上阵」,组织一众传媒痛骂陈佐洱,一星期内就发表了逾千篇批评文章。

陈佐洱有一次打车回办公室,司机从后视镜中认出了他,并激动地说:「陈代表,你说得好!英国佬想在走之前把钱花光,你可要为香港『看住这笔数』呀。我们信你!」在那段舆论几乎使人窒息的时间里,这位普通香港的士司机的鼓励使陈佐洱感动至今。

除了这位的士司机,还有一位酒店迎宾员让陈佐洱「最能感到温馨」。2011年,已从港澳办调往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的陈佐洱赴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陈佐洱在下榻的酒店门口遇到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迎宾员,后者送给他一张卡片,上面写?陈佐洱在2008年全国「两会」时的语录:「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陈佐洱告诉笔者,这张卡片一直保存在家中,因为它「比一个勋章对我来说都珍贵」。讲完自己与这两位素不相识的香港普通市民的故事,陈佐洱感叹道:「香港有这样的市民,我们对香港就有信心!」

「苦难辉煌」的新长征
谈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和光明未来,陈佐洱将之形容为又一次「苦难辉煌」的新长征。作为这一「新长征」之路的亲历者,陈佐洱感慨道,「一国两制」是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回归祖国的最佳办法,也是回归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好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史无前例的创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纪念香港特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称:「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规管品质、社会法治、贪腐控制、公民表达及问责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於回归前。」陈佐洱认为,这些成功是整个中国香港的成功,更是属於每一个香港市民的成功。

与此同时,中央也一直关注?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适应发展变化的治港良策,取得了许多规律性认识与有益经验。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里首次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定为「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上述提法上升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相应表述变为「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陈佐洱表示,从「崭新」到「重大」,到在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前面增加一句,并点出根本宗旨,意义重大,体现了中共对治理港澳理论和实践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

陈佐洱认为,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五十年不变」治港目标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有?深刻的思想传承和理论衔接,且其历史进程和时间节点高度吻合。「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构筑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五十年不变」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一国两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陈佐洱相信「一国两制」长命百岁,什么「2047年后『一国两制』治港方针要变」完全是「港独」分子为闹「独立公投」无中生有出来的伪命题。

作为长期身处一线的港澳事务工作者,陈佐洱在充分肯定香港20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正在逐步显露出来。

陈佐洱说,与左邻右舍相比,不能不承认香港是落后了。同样受到土地面积制约而且周边环境大不如香港的新加坡,2001年GDP仅为香港的一半,2010年却超越了香港,近三年人均GDP更上升到5.5万美元,而香港仍在4.2万美元徘徊。若将香港与澳门、深圳相比,则更乏善可陈。

说到这里,陈佐洱用手敲?桌子说:「要承认落后是痛苦的,不承认或者文过饰非是对祖国和特区700万市民不负责任,假如连痛定思痛的勇气都没有,如何能够期待发愤图强,急起直追呢?」

陈佐洱坦言,为了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现在需要「补课」。他认为,香港特区成立后,一些重要领域没有处理好在整个国家大格局中的良性互动发展,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问题严重,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这种背离历史本质、悖逆「一国两制」的怪象,造成了香港巨大的内耗和内伤。

「岁月蹉跎,香港不能自废武功呀!这是一个维护核心价值、社会公平正义、资讯客观公正,关系到家家户户子孙后代成长成人的大问题。」陈佐洱说。

「长江后浪」的助推人
2013年底,已届悬车之年的陈佐洱在数百内地、港澳学者集聚的大会上当选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在香港社会形势日趋严峻之际再挑重任。如今,这位跟香港人打了30年交道的「香港通」退休后仍心系香港,每有相关邀约,他都像当年与英方谈判般认真准备,发言稿一写就是10几页A4纸,且全是自己在电脑键盘上打出来的。

「七十而从心所欲」,七十有五的陈佐洱在继续发挥余热的同时,更关注香港青年人的成长。他认为,历代香港青年都是有志气、有朝气的,集成了爱国爱港刻苦顽强的「狮子山下」精神,不仅是当代财富的享有者,而且也应该是继往开来的创业者。不久前,他与一批在北京留学的港澳台大学生联欢,彼此交谈甚欢,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

习近平2014年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曾指出,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其余的扣子都会扣错」。陈佐洱认为,在与香港特区同龄的这一代青年中,有一些人「人生的扣子」没扣好,与香港很成问题的教育环境直接关联,境外的敌对势力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毒害也不可忽视。

「香港跟我结下不解之缘,我还会继续关注香港,如果有需要,我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陈佐洱对笔者说,自己亲历的中英谈判只是「长江」中的一个浪头,回归后的香港,正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气派奔腾向前,奔向波澜壮阔的大洋大海。

「现在有更多后起之秀,一浪更比一浪高,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是很乐意的。」陈佐洱说。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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