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乡情

最近，在微信上看到孩子们传‘在东城长大的孩子’。我以为是一篇文章，打开一看，哇，一水儿的老照片，呈现眼前，立刻感到:太熟悉了、太亲切了，好像当时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不但熟悉解放后的北京东城区，而且也非常熟悉解放前的北京东城区。所以，应该说，在我们家族中，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解放前，为了躲避乱世，大概是1947年底，从老家到北京投奔亲朋，那时的北平机场已不能停机，把东单广场改为临时机场。我乘坐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东单广场，。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北平，就是东城区。后来在东单西观音寺表姐家栖身。表姐夫出于生计，在傅作义的某机关任文职。但为人善良，把我视为亲妹妹，如帮我找学校等等，后来随傅作义起义，反倒成了离休干部。太原被围后，人们纷纷设法逃离，我的舅妈和妹妹也逃到北平，在东城区西堂子胡同某饭店租一间房居住，我常从山西临中过来陪舅妈过夜，这段时间，和舅妈相依为命，经历了生活上困难，精神上愉快的日子。虽然只靠舅舅的的微薄收入接济，但靠着舅妈的精工细做，还能换着花样的吃到山西品种繁多的花样面食。人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她靠着粗细粮搭配，能够变成有米之炊。我虽在临中有地方住，可舅妈仍希望我到她那里，也可起到参谋和壮胆的作用。那时且不说街面上是如何不安全，她从不敢独自上街，就管住房顶棚上的老鼠，夜里窜来窜去像敲鼓一样就够吓人的。幸好，我在平、津地区工作的大哥，隔些日子也到那里，我们等于又多了一个成员。舅妈虽然经济窘迫，但她仍能够坚持礼数，把大哥敬为上宾招待，怎么也的凑够四碟小菜上桌，如炒白菜，炒西红柿，炒芥疙瘩，炒辣椒等。大哥寡言少语，但非常幽默，常说一些高雅的笑话，逗得我们合不拢嘴。倒也苦中有乐。若干年后，我们生活好了，舅舅舅妈已步入老年，只要能见到他们，总会留给他们三、五百元，以资孝敬，也是报恩。可舅妈这人非常自觉。有次一块上街，舅妈拿起一双鞋看了看，我忙去付钱，她扔下鞋就跑，嘴里还说：刚给了钱又要买鞋，成何体统。说明她品质的令人敬仰。每想到此，总有一种难以忘怀的酸楚，涌现心头。这是一段感念舅妈的补叙。也算一段题外话。在西堂子胡同住的同时，我们临中还在内务部街阎锡山会馆安营扎寨，那里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美不胜收。课余时间三、两结伴，在水池边，在亭子里或聊天或研究功课，颇不寂寞。大概是北京快要解放的时候，我还在东总布胡同父亲的朋友李叔叔家住过几天，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拿出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关金券给我和他的女儿去兑换当时已改换了的流通券，详细情况记不清了。直到北京解放，我的颠沛流离的不安定生活，才算结束。

   解放后，首先在东城西裱褙胡同住过集体宿舍。下班后，同事们三、五成群去天安门附近的机关俱乐部去跳舞，大家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没有任何牵挂，每次都要玩儿个尽兴而归，且是步行来去。其乐融融。以后，又住过东单二条，有宿舍也办公。再后来，我的母亲从老家来，单位分配我们住在老协和医院旧址帅府园胡同里一个高台阶的四合院里。我们住东屋两小间，还有北房的一间小耳房，成员有我、母亲和哥哥，还有弟弟的一位同学也是常客，日久天长，他也成了这个家庭的当然一员。邻居西屋是马家，南屋是张家。几家关系亲如一家。记得张家的大儿子三、四岁时，有时没有了保姆，我妈就主动照顾他，经常做一小锅肉松菜饭，追着喂那孩子。他家特别感恩。多年后，那孩子已成为某集团公司老总，有一次碰到我们，他妈连忙说：还不快叫成奶奶，你小时不知吃过他多少饭呢。和马家关系就更进一步了，那时马太太在吉祥戏院工作，买票方便，那时就是我迷恋京剧的鼎盛时期，后来又因为我参加了全国戏曲汇演的工作，对京剧的爱好一发不可收拾，有时不管是否周末，只要不加班，就去看戏，有名气的角儿差不多都看过。这对我日后学唱京剧是有一定影响的。过了些年，几家都搬了家，我们搬到内务部街，马太太仍常拿些好花茶来看我妈，我妈也会倾其稀罕物品让她带走。以后，我结了婚，又在东皇城根路，灯市口廼兹府一过就是二十几年，在那里经历了文革和下放劳动。文革中，为躲避造反派的干绕，又在南小街那边的大方家胡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记得二孩子小时，为方便照顾，还在婆婆家东直门大街住过一段。因为我和哥哥住的比较近，仅一站地的距离，所以，我和哥哥的两个孩子都是在东城区出生，又在那里念过灯市口小学，史家胡同小学，东皇城根小学，灯市口中学（原贝满），七十二中，直到改革开放。我搬到海淀区甘家口，哥哥搬到里仁街，开始了住楼房的生活。这时的孩子们就念大学了。所以说，解放后，我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东城区度过的。虽不能算是那里长大的，但对那里确有深厚的感情。至于我们的那些孩子们，那可是地地道道东城区长大大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