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前的热看点

 

 

 

5月间，上海、重庆、广东和北京等四大中央直辖地方的中共「第一把手」陆续在各自地方「当选」或出任党委书记，至此，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的五个地方（新疆去年11月更换了自治区委书记，原任书记、政治局委员张春贤奉调回京任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党政领导班子已全部配备完毕，这标志着中共十九大的高层人事安排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可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士已基本确定。下一步，就是在此范围内对更高层次的人事作出安排了。据消息人士称，高层将在北戴河聚集议事，为最终确定十九大的各项事宜作出决断，修改并定稿十九大政治报告和人事安排是两大主要议题。

经济下行压力能否成为转机

可以看出，确定十九大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基本框架的一些动作非同寻常。譬如省市区一二把手的一些人事安排，有些是比较陌生的面孔，他们会「打破常规」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一些人则会出人意料地淡出或黯然退出政治舞台。「不寻常」很可能就是十九大的一个突出特征。

一些长期观察中国政局并与执政高层有接触的人士指出，今年中共召开的十九大虽然仅是五年一次的「例会」，但是由於一些特殊情况和问题的出现，这次会议能否顺利召开，能否实现中共领导人及高层的预定目标，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环境。这些人士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中共十九大的几个「非同寻常」之处。

一是外部条件和环境。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七大，四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都是在经济持续上行、增长速度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召开的，那时全国上下喜气洋洋，执政党志得意满，当时的执政高层都有充分理由和条件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执政主张及计划，实现其各自的政治打算。但是到了2012年的十八大，中国经济增长已颇显疲态，下行趋势加剧，下行压力加大，执政党的政治生态也随之变化，执政高层发生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策动的「祸乱」，高层权力交接业已形成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挑战。

经济对政治的「反作用力」尽展无遗。从十八大到现在近五年过去，经济下行趋势未变，下行压力继续增大，于今算来，这种下行和压力的态势已有六年之久，它对中共十八大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尚未消退，今天又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以更大势头直逼门前，构成三十年来历次中共代表大会中最具负面冲击效应的外部环境。尽管这一届执政高层上台伊始就以「新常态」之名将经济下行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并大大降低了GDP增长率在政绩评价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执政高层近几年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特定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为遏制经济下行提出一系列「设计」和举措，又专门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暂时未能有效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也尚未能让人们适应「新常态」。由此可见，经济下行的态势和压力比五年前更为严重。

中共十八大前，经济下行已是一片风声鹤唳。真正的问题在於，不是经济下行特别可怕，也不是经济高增长非常重要，而是经济运行的成本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环境、制度），发展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经济下行，贫富分化的巨大鸿沟难以填齐抹平，社会福利的巨大亏损无人「埋单」；经济增长，「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国企垄断」的官僚经济体制难有作为。而正是「贫富分化」、「社会保障和福利亏损」的加剧和对「（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国企垄断）官僚经济体制」的改革难以推进，使得十九大前由经济持续下行引发的「经济冲击政治」的效应会加倍放大。

现在，已有这方面的明显迹象。几年前执政高层的一位「智囊」人士递送了一份关于防范执政危机发生的研究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提醒执政高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往往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危机发生的前兆。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使危机爆发最终走向完全失控和崩溃。

高层「智囊人士」的提醒，似乎在相当大程度上也适应於目前的情况。应该说，中共十九大面临的形势比十八大前所面临的那种形势更为严峻，要成功召开，需要解决的难题更大。但是这其中也蕴藏着一个以往党代表大会所没有的重大机遇：如果在十九大召开前或在十九大召开时下决心对已严重趋向「权贵化」的官僚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桎梏；下决心改革国家-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纠正、克服社会保障及福利水平严重低下和贫富严重分化的偏颇，为执政党赢得领导中国发展成功转型的牢固执政地位！倘若中共十九大的召开能把握住这个「重大机遇」，那么她就堪称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大会了。

反腐败斗争能否踏上新起点

二是执政党内的状况。如果把十九大与中共十四大以来历届党代会相比，其中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十九大将是在执政党经历了一场由自身发动和组织、主要针对其自身权力阶层进行反腐斗争的洗礼的基础上召开的一次大会。在此之前，从十四大到十七大，执政党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都专门提出反腐败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历届执政高层中都有「中纪委」书记位列其中，反腐在全党工作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重要，但是与中共十八大后开展的反腐斗争相比，无论是在深度、广度和力度上，以往历届的反腐都属「小儿科」，都难与其望其项背。有一项统计称，十八大后因贪腐受到查处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人数，迄今为止已超过十四大到十七大四届因贪腐受查处干部的总和！从正副国级到省部级，从正副厅局级到处、科级以至股级，「老虎苍蝇一齐打」，反腐之剑无所不至，在党政领导干部阶层中产生了极大震摄，多年来愈演愈烈从未能得到阻遏的党政领导干部的贪腐狂潮，终於在十八大后的这次「超大规模、超强力度」的反腐斗争中遭到强力拦截和狙击。中央组织部一位职务较高的人士指出，「文革」之后，党内中高级干部阶层还从未尝到过什么叫「冲击」、什么叫「压力」和「震动」这类政治滋味，这次反腐斗争让他们真正有了这类体验，这会让一大批干部知道「收敛」，明白「规矩」，掌握权力不会变得那么放肆和骄横，这对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非常必要。

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反腐斗争对党政中高级领导干部阶层的触动和震摄，与「文革」中批斗「走资派」产生的那种效果可有一比。虽然那时大多数干部被当成「走资派」批斗和打击是不公平的也是非常错误的，但是执政党的权力那么大，早已将自己与人民群众分隔开来，又掌握那么多资源，大包大揽了那么多事，包括很多错事坏事，还不允许任何批评和监督，这哪能不招恨？所以运动一来，民众朝干部身上出气，也能理解。然而最重要的则是，「文革」这么一闹，「打倒」一大批干部，却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执政党与民众的尖锐对立矛盾，缓解了当时那种集权制度和体制内在的各种紧张关系，为这种制度及体制的存续和之后的改革提供了某种契机。十八大后执政党开展的「老虎苍蝇一齐打」的反腐斗争对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巨大震摄，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此非常相似。广大民众对这次执政党开展的反腐斗争给予积极评价和拥护，再次燃起对执政党的热切期待，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明。

十八大后的反腐斗争的最大动力，来自执政党内部对自身生存危机的认识，来自新一代领导人对陷入「被腐败所亡」生存危机的强力拯救。腐败对执政党的最大威胁，就是用利益侵蚀其信仰、理想，瓦解其纪律，切割其权力，使其集中统一的生存状态陷入瘫痪。所以十八大后的反腐斗争的一大推动力，就来自於新一届执政高层对中央权威的强化和执政党集中统一局面的重建和恢复。反腐立足於这个基点，从加强中央权威出发，运用强大中央权力，去打破和拆除以腐败及利益为链条结成的各种帮、派、团、伙「土围子」，为执政党所赖於生存强大的「集中统一」局面的重建和恢复扫除障碍。应该说，十八大后的反腐斗争在强化执政党的中央权威、重建其集中统一的政治局面上具有突出作用。

十八大后的反腐斗争在强度、规模和深度上都远超40年来历届党代会的反腐斗争。随着反腐的深入，党内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这不足为奇。而十九大的临近，让反腐斗争也成为热话题：十九大是反腐斗争的终点还是新起点？反腐斗争会将执政党引向何方？执政党还能再承受「腐败之疾」反复发作的重压吗？这是执政高层在十九大上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十九大又一个不同於以往历届党代会的「不同寻常」之处。围绕这个「不同寻常」之处，将有诸多大看点，最大看点之一，便是「中纪委书记」这个位子上会不会换人？换什么人？仅仅这些问题，十九大前就须大费脑汁。

如何确立新的执政「指导思想」

三是意识形态。十八大后，新一届执政高层以「中国梦」为旗帜，提出许多执政的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诸如「四个全面」布局、「供给侧结构改革」、「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城建设等等，这些堪称丰富而充满开拓精神的执政新实践，都是完善和发展执政党几代领导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作出的新探索新贡献。但是，这些新探索新贡献尚未系统化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在中国这样一种执政条件和环境下，成功执政不可缺少「执政指导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法器」。这类思想符号对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分辨是非、明确方向、维系秩序等这些「执政要件」的获得最不可或缺，而要保持住一个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的鲜活生命力，更不可无此「法器」。另外，作为中共执政领导人，每一代领袖不但要肩负胜任执政的担子，还要担负将执政「道统」及成就顺利传承下去的重任，而传承「道统」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将自身执政成就提炼升华为「指导思想」、「理论体系」、「主义观念」之类的意识形态符号。总之，这一代中共领导人要奠定本届执政在中共执政历史上的地位，必须打造出属於本届执政特色、风格和气象的「指导思想」，而中共十九大正是完成此项大事的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据从十九大筹备工作机构内传出的消息称，起草十九大政治报告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中共领导人的执政思想。

参与中共高层内部事务的人士透露，对建构本届执政的「指导思想」的事情，高层人士早在两年多前就已明确提出「抓紧筹谋，尽快实现」的要求，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提了几个方案，但都没有最终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位人士认为，这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要提出和确立一个新的「指导思想」，不可缺少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执政成就可观，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实际利益；二是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严重，存在较多共识；三是党内外思想解放交流活跃，思想的创新能力旺盛。参与起草工作的人士说，目前的情势与以往有很多的不相同，也有很多的新变化，因此要写好这方面内容尚有不少难度，还需要多方面努力。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