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想起当年在北京住大杂院的日子(一)
My old days living in the messy crowded courtyard house in Beijing (I)

 
 
大杂院,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很多人家。我从1957年结婚到到1981年搬进楼房,整整住了24年的大杂院。先后搬过6次家,由最初的7、8米,9、10米到最后的18平米。如果加上婆婆和母亲住的大杂院,我先后在那么多大杂院里生活过,尝尽了大杂院的辛酸苦辣。

最初住的是我先生在灯市口的机关大院宿舍。那是一个由篮球场改建的大杂院,中间是球场,四周全是一间一间住房。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住进这个院的北屋的一间,那时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我们虽有一间7、8米的住房,但保姆只能住集体宿舍。那时人人都参加工作,保姆极其难找,先后找了三个保姆,皆因我的工作时间长,不愿住集体宿舍而辞职。我只好将不到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带,加上我哥的一个,她同时带两个孩子。尽管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四十家可只有一个水龙头,偏偏又按在我家窗外,到了夏天,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用水,而早上不到六点就有人到水管上洗菜,对我这个每晚都要加班而又睡觉很轻的人,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隔三差五赛球,晚上灯火通明,家家怨声载道,以后又搬过四次家,虽然离开了水管,但还是围着球场转,情况大同小异,没有多大改善,那时我们的组织观念很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搬家折腾都毫无怨言。

六十年代初,又搬进机关附近的另一个大杂院,房子是大了一点,是十八平米的一间西屋,窗前有一棵大杨树和一棵柿子树,把整个房间遮了个严严实实,既潮湿又不见阳光,八月后半月就有凉的感觉了。那时的北京,到了冬天,可比现在要冷的多,没有棉衣和棉大衣是无法过冬的。我们这老房子,年久失修,四处透风,冬天要填十三、四块蜂窝煤,屋里都是冰凉的。孩子坐在窗前看书,脚面上冻出了血珠,都不啃声。有一次我和女儿正在熟睡,竟随着地板的塌陷连人带床掉进坑里。借此,房管局不但修了地板还给打了玻璃隔断,一间变成了两间,住房条件好了许多。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余年。孩子们由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在这所院子里,我们度过了胆战心惊的文化大革命,生活条件之差,一言难尽。

最大的困难是院里没有水龙头和公用卫生间,惟一的卫生间由住北屋五间房的那家私用,和他家的住房连着,后来划归公用。但他家可以从里边开关,他家如果忘了开门,那大家打水、上厕所就成了问题。有的人常常因为早晨进不了卫生间打不了水只好不洗脸去上班去了。如果夜里‘内急’,只好去大街上找公厕。可女人深更半夜是不敢去的。为此,院里人十分苦恼,可谁也不敢提意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才由机关出面,在东屋的北墙头下水道上面按了一个水龙头,可这下惹恼了住东屋的马家,说怕房子潮湿,整天横眉竖眼的盯着打水的人,指桑骂槐,也无人敢吱声。为了减少矛盾,我采取趁他家不在时打些水存起来的办法。可住在大门口的小王,却没有这个心眼,有一天他去打水,正让马家老婆看见,即不干不净的骂起来。小王和他理论,马家老婆(高约1.80,孩子们称呼大个阿姨),说时迟那时快,打了小王两个耳光。我虽眼见不平,也不敢吭声。小王无处可讲理,用手捂着脸上班去了。事后,为此事安慰小王时,他说:好男不和女斗,如果我打了她问题就大了。再说人家是造反派,咱惹得起嘛。我只能暗暗为小王鸣不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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