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在北京住大杂院的日子(二)

 

 

 

1972年，好多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我托一位朋友买了一台9英寸的凯歌电视机，刚买时很新鲜，请邻居看了几次，后来人多怕影响孩子学习，每天看看新闻就算了，可孩子们则要求天天来看，每天吃完晚饭就拿小马扎坐下等看电视了。我左右为难，婉言谢绝了。为此，得罪了和我们关系较好的邻居。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看见他们冷淡的样子，真后悔不该买这台电视机。也深深感到住大杂院的‘累’。后来我们从农场回到机关，要还像以前一样，去母亲、婆婆那里吃饭时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被下放、送回老家尚未返京，只好自己过日子了。可过日子要生炉子做饭，我曾因为早晨生不着炉子掉过眼泪。一下雨，炉子放在外面要被浇灭（房檐很浅），就慌了神，端着炉子到处找地方，最后只能放在大门口门洞内人人行走的必经之地。久而久之，就萌生了在南墙根下盖一小厨房的念头。靠拣来的砖头和木料，盖了一个只能放一个炉子和站一个人的小厨房，门是人家扔掉的一扇窗户，只能侧身进厨房，炒菜、下面条，必须一人站在外面端着，一人在里面接着下锅。不久东屋、北屋也在南墙跟下盖了厨房，只是北屋盖的特别大，紧挨着我家的厨房，窗户又正对着我们的窗户，我们出去交涉，竟遭到女主人的谩骂。为此两家有了意见，他们利用权力，设法整我们，为这一小厨房，吃尽了苦头，几年后，他们以‘邻居之间，有些是非很难说清楚’，找个台阶下了。1981年，二女儿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百分之四，为了女儿有好成绩，想给她增加点营养，考前一天，买了一条鱼和一支鸭子，晚上我和女儿收拾好放在厨房扣在锅底下，准备第二天烧，谁想，被北屋的猫叼走，鲜血一直滴到北屋门口，女儿气的大哭一场，表示非要报仇不可，我再三劝阻，她都不能消气。有一天趁我不在家，她见那猫正在爬墙，拿起一根棍子打去，直打得那猫拐着腿逃跑了。邻居对我们也产生了怨恨。所以，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得能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搬进楼房。终于在1981年分给我们甘家口地区的三居室楼房一套。刚给了钥匙，房子还未太干，我先生出差尚未回来，我的同事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帮我搬完了家。晚上，两个女儿从学校回来，我们母女三人，兴奋得聊到半夜才睡，从此，我们永远脱离了大杂院的生活。

 

我婆婆、公公住在东直门大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前后两节院子，起先住的都是大学教授和院领导，倒也相安无事。后来，掺进来两家造反派，两家的主妇都是贫下中农。我婆婆是老教授夫人，对两家女主人说话非常客气，称呼他们贾太太、周太太。有一天我在屋里窗下看书，听见他们说：‘整天太太、太太的叫着，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我曾建议婆婆不叫他们太太，但婆婆认为：不称呼太太，而称呼贾嫂、周嫂，那不是对下人的称呼了吗？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那就叫他们反感去吧。婆婆有哮喘病，常年离不开保姆，一有机会，贾、周就把保姆拉过去挑唆两句，婆婆也只能看在眼里，烦在心里。他们的目的还不就是教保姆不要好好干，给婆婆出难题吗。我生了二女儿在那里住了一年，觉得很憋气，不知婆婆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