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想起当年在北京住大杂院的日子(二)
My old days living in the messy crowded courtyard house in Beijing (II)

 
 
 
1972年,好多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我托一位朋友买了一台9英寸的凯歌电视机,刚买时很新鲜,请邻居看了几次,后来人多怕影响孩子学习,每天看看新闻就算了,可孩子们则要求天天来看,每天吃完晚饭就拿小马扎坐下等看电视了。我左右为难,婉言谢绝了。为此,得罪了和我们关系较好的邻居。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看见他们冷淡的样子,真后悔不该买这台电视机。也深深感到住大杂院的‘累’。后来我们从农场回到机关,要还像以前一样,去母亲、婆婆那里吃饭时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被下放、送回老家尚未返京,只好自己过日子了。可过日子要生炉子做饭,我曾因为早晨生不着炉子掉过眼泪。一下雨,炉子放在外面要被浇灭(房檐很浅),就慌了神,端着炉子到处找地方,最后只能放在大门口门洞内人人行走的必经之地。久而久之,就萌生了在南墙根下盖一小厨房的念头。靠拣来的砖头和木料,盖了一个只能放一个炉子和站一个人的小厨房,门是人家扔掉的一扇窗户,只能侧身进厨房,炒菜、下面条,必须一人站在外面端着,一人在里面接着下锅。不久东屋、北屋也在南墙跟下盖了厨房,只是北屋盖的特别大,紧挨着我家的厨房,窗户又正对着我们的窗户,我们出去交涉,竟遭到女主人的谩骂。为此两家有了意见,他们利用权力,设法整我们,为这一小厨房,吃尽了苦头,几年后,他们以‘邻居之间,有些是非很难说清楚’,找个台阶下了。1981年,二女儿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百分之四,为了女儿有好成绩,想给她增加点营养,考前一天,买了一条鱼和一支鸭子,晚上我和女儿收拾好放在厨房扣在锅底下,准备第二天烧,谁想,被北屋的猫叼走,鲜血一直滴到北屋门口,女儿气的大哭一场,表示非要报仇不可,我再三劝阻,她都不能消气。有一天趁我不在家,她见那猫正在爬墙,拿起一根棍子打去,直打得那猫拐着腿逃跑了。邻居对我们也产生了怨恨。所以,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得能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搬进楼房。终于在1981年分给我们甘家口地区的三居室楼房一套。刚给了钥匙,房子还未太干,我先生出差尚未回来,我的同事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帮我搬完了家。晚上,两个女儿从学校回来,我们母女三人,兴奋得聊到半夜才睡,从此,我们永远脱离了大杂院的生活。
 
我婆婆、公公住在东直门大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前后两节院子,起先住的都是大学教授和院领导,倒也相安无事。后来,掺进来两家造反派,两家的主妇都是贫下中农。我婆婆是老教授夫人,对两家女主人说话非常客气,称呼他们贾太太、周太太。有一天我在屋里窗下看书,听见他们说:‘整天太太、太太的叫着,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我曾建议婆婆不叫他们太太,但婆婆认为:不称呼太太,而称呼贾嫂、周嫂,那不是对下人的称呼了吗?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那就叫他们反感去吧。婆婆有哮喘病,常年离不开保姆,一有机会,贾、周就把保姆拉过去挑唆两句,婆婆也只能看在眼里,烦在心里。他们的目的还不就是教保姆不要好好干,给婆婆出难题吗。我生了二女儿在那里住了一年,觉得很憋气,不知婆婆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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