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在北京住大杂院的日子(三)

 

文革后期，公公下放回来，原来的房子已被别人占用，他们只好住在南小街女儿的房子里，这也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近邻一个老头是街道造反派，知道公公是教授，整天盯着他，公公门口有一棵葡萄树，老头见公公一浇水，他就说太浪费不让浇，公公只好在夜深人静时偷着浇。其实，葡萄熟了还是要给邻居们分享的。每天公公下班回来，见了老头，总是要先打招呼，可老头连啃都不啃一声。好在公公和另一位邻居朱师傅关系不错，公公教他女儿一点英文，他对公公能起些保护作用，别人欺负公公时，他能仗义执言。在自行车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他还帮我们买过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们非常感激他。以后各自搬了家，我还代表公公婆婆去看过他们。

我有两个同事，住在西单附近的同一个大杂院，这个大院共有前后四个小院，姓黄的住第一节，姓王的住第二节。他们两人跟我关系都不错，院里有什么事都愿和我叨叨。有一天，姓黄的同事，一到办公室就和我说：‘我们院里闹革命啦，新搬来的一家，房子是由车库改建的，他家紧挨着厕所，他很反感，于是他竟将厕所改建在院子的中央，美其名曰：大家都不受影响。实际上谁家也受了影响。本来院子就不大，每天下班后，是家家做饭的高峰，也是上厕所的高峰，你说难不难为情？无奈，我们只得草草吃点饭，拿上马扎和蒲扇到天安门广场去乘凉’（那时天安门广场可以随便去）。住在第二节院子里的王同事，也和我说：他们院里南屋的女主人，文革中很积极，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院里读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由于这个院里人出身都不错，谁也不愿理睬她。有一天，她突然跑到住西屋的王家窗前大喊：‘你们家垃圾箱里怎么有摔碎的毛主席像，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王家女主人听了毫不示弱，跑出来和她理论，并指出：‘你怎么知道我们垃圾箱有毛主席像，肯定是你放进去的，你想陷害我们，没门，咱们到派出所说理去’。见此情景，她只好夹着尾巴回屋了。从此，院子里安生了不少。王家的二孩子非常调皮，不知在哪里拣了一支破手枪，别在腰里向同院的孩子显示过，有一天，派出所突然找他谈话，问他枪的来历，吓得这孩子跑回老家河北安国县。派出所立即把他抓回来。经过审问，才知道是一支已经锈坏了的破枪，孩子才算回了家。这孩子竟给我们这位王同事惹了这么大的祸。可派出所的材料一定是他们院子里的人检举的。

只有我妈住的米市大街大杂院，回忆起来有些留恋。居住在这个院里的人，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互相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能和我妈在院里的奉献有关。我妈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老太太，那时她只有六十多岁，精力充沛，谁家的事她都管，院里好几家都把钥匙交给她，请她添煤看炉子，有的人家保姆走了，她就帮忙看孩子。孩子们放学早，她就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做功课。她喜欢炒辣椒，邻居们闻到辣椒味都拿小碗来跟她要，一小锅辣椒，东家一勺，西家一勺，很快就分完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妈病重，虽然各已搬家，有些邻居还是不顾路途遥远来看她。吃完饭我们再把他们打车送回去。恢复高考那年，这个院里考上了五个大学生，都说和这个院的风气好有关系呢。

总的说，我的感觉是，住怕了大杂院的是多数，留恋大杂院的恐怕就是少之又少了。(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