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晓波之死

 

读到曹长青先生的“别再胡扯‘暴力、非暴力’的假议题了”（http://cq99.us/collected-works-by-caochangqing/2017/07/4610/）这一痛快淋漓之作，赞赏之余，也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同意该文的主要观点，不要在“非暴力”，“无敌人”，“不仇恨”上纠缠，不能无原则地赞扬把非暴力作为促变革的唯一手段。鲁迅先生从来都是反对什么聚众请愿，甚至不惜痛哭跪求，指望当局受感动而大发慈悲，俯允所请。统治者从来都不会被感动发慈悲，更不会因哀求而宽纵“为民请命”者。请愿的结果，轻则敷衍欺骗，重则驱赶抓捕，甚至血腥镇压。古往今来无不如此，成效是绝对没有的。大不了是赢得观众的一声赞叹，洒一把同情之泪，事实上毫无助益。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六四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不过，对甘地的不抵抗，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也未可一概否定。事实上甘地领导的民众运动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给国大党以合法的权利，使印度人民有了说话的声音。这当然也得亏大英帝国的“文明”理智，也因为甘地们所争的只是自己应有的权利，还不是要推行社会的变革—革命。这也只是一个成功的特例，此外再也没有相同的实例。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求变革的结果，往往还是以流血作结束。

 

刘晓波的悲剧印证了刘晓波路线的失败，既然此路不通，那只好另辟蹊径。这也许倒是刘晓波路线的一个积极结果。如果再一味鼓吹刘晓波路线，就未免有混淆是非，甚至助纣为虐之嫌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刘身后的社会反应，香港在当天就有数千人自发举行烛光游行，表示悼念和抗议。在大陆方面，当局因刘之死而手忙脚乱，封锁掩盖，仓促处理，无不表现出心虚理亏，及早消灭痕迹，让刘晓波尽早淡出记忆。这都说明刘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威力，还有一点力量，还会让一些人害怕和不安。

 

这里我们应该对所谓“非暴力”“不抵抗”作一个比较明确的界说，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所谓“暴力”并非仅指动刀枪，施拳脚，流血，闹革命而言，游行示威（但请愿跪求不在此内），扯旗抗议，“聚众滋事”也可以算是“暴力”一类。甚至仅仅使用语言文字，比如严厉的批判，深刻的揭露，激烈的斥责，也可以算是“暴力”的表现。现在在法律上不是也有“语言暴力”一说吗？也有叫做“隐形暴力”的。（在家暴案例中常见）。如果依刘晓波、胡平、余杰几位先生的看法，这一切统统可以归之于“暴力”而加以反对了。他们把一切对抗性的做法统统归之于“暴力”，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对促进社会的变革不惟无补，甚至成为改革的阻力，是非常有害的，所以不能提倡，至少不应看作促进改革的主导思想。

 

我赞同曹先生的一种看法，即我们不提倡“非暴力”，并不等于叫大家拿起武器闹革命，打游击，而是用思想作批判的武器，来对付“武器的批判”。也就是不能回避思想的斗争。当然，使用“批判的武器”也不一定要用尖锐激烈的语言。我很服膺周有光、资中筠、茅于轼等几位老先生，他们用平和的语言，理性的态度，阐述深刻的道理，为中国的民主改革献出“余热”，特别是对国民做了许多“启蒙”工作，成为改革有力的推动者，为大众所敬仰。那是因为他们言虽平和，理却坚强，丝毫不回避斗争。他们不是刘晓波式的“和平主义者”。

 

曹长青先生的文章对刘晓波的“非暴力”“无敌人”的理念，作了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因而引起了余杰的激烈反对（这时他也不再实行他们的“非暴力”的和平主张了）。可是我读了大作之后却有了与余先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在这两篇文字中，我看到的是曹先生对刘晓波其实是有深厚的感情，对他的死有着强烈的悲痛。曹先生对过去与刘晓波交往的回忆，对刘的执迷的“谴责”，都体现了挚爱和悲痛的感情。不然曹不会这样写。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几年前看到的一条电视报道。一个缉毒警察在与毒枭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母亲闻讯后不顾别人的阻拦，徒步奔波几十里赶到灵堂。见到棺材里儿子的遗体，老太太扒在儿子身上失声痛哭，真是痛断肝肠，催人泪下。突然，老太太站起身来，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举动——她举起手来对儿子狠搧了两耳光，哭喊道“你原先跟我说好了的呀，由你送我上路，怎么你倒先走了呀！……”当时看到这里，我感到极为震撼。这才是最真实、最深切的悲痛。原来人表现悲痛，不仅是诉衷情似的诉说自己和死者感情，死者的优点好处，自己的悲哀痛苦等等，还可以有这种激烈的表现。曹先生对刘晓波的“批评”“指责”，又何尝不是一种巨大悲痛的表现？这是我对曹文的理解，是否如此？或许说不上是理解，只是个人的一点感觉吧。

 

下面我想对“和而不同”谈点自己的看法。现在人们常说，“君子群而不党”，对不同的意见，常说应该容许“和而不同”。这当然很好，体现出一种宽厚包容，合乎谦谦君子之道。“群而不党”较易理解，就是不闹小圈子，不拉帮结派，不党同伐异。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差异可就大了。关键在于对“和”字的理解。一般我们都把这个“和”字理解为和气，和平，不争吵，有不同意见可以各自保留，只要不怒目相对，唾沫相加就是了。那么如果涉及是非问题就不相争了吗？显然这样理解是不恰当的。孔子这句话中那个“和”字并不单指和平、和气，更恰当的解释应该是类似音乐术语中那个和声的和，诗歌中那个唱和的和。一支好的乐曲，可以用声乐表现，也可以用大型管弦乐演奏，还可以用钢琴，江南丝竹，甚至唢呐笛子演奏，使之更丰富，更融通，更流传广大。诗歌的好主题，引来众多的唱和者，产生出更多的好作品。一个美好的理想，一种崇高的学说，绝不会拒绝或排斥一切赞和，这样才能更加发扬光大，促其实现。所以，孔子说和而不同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殊途同归”。如果“和”字仅仅指不争不斗，和平相处，是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的。

 

现在海外民运人士多有分歧，甚至形成严重对立，互掐互斗。观点的歧异，本属正常，只要大方向，主要目的一致，就无须计较各自的分歧，更无须划阵线作声讨。如果都本着孔子“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理解，除非重大的原则问题，是无须乎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这种意气之争上的。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的前途，还有多少须大家努力的事要做。当然，目前有些民运人士的行为令人遗憾，有识之士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刘晓波之死如能起到一点唤起民众的作用，也算是一种积极的效应吧，就无须过于苛求指责。对于余杰先生这类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懂逻辑的人，与之争斗只能是浪费精力，窃为曹长青先生所不取也。

 

曹长青先生在海外身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撰稿人，不群不党，特立独行，每有精到的评论文章，议论天下大事。我钦佩曹先生的心怀，爱读他的文字，当然，我也并不完全认同曹先生的某些观点。我是实行“和而不同”的理念的。前些时偶尔看到网上一些文字，好像还有两篇是攻击他的。看了也就放过一边了。我才意识到他所处的环境还颇不太平呢。处境和鲁迅当年有些相像。鲁迅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之士，这才是真鲁迅的风骨。我很高兴看到曹先生身上体现的这种精神。也有点理解当年鲁迅不得不“广树大敌，八方应战”的处境了。“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我还是希望曹先生少理会这些杂音，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弘扬自由民主的大义上来。特别是不要生气，落入康德所说的“因别人的愚蠢，让自己受惩罚”的怪圈中。

 

注：八十多岁的徐山皕先生原在武汉任教，退休后回到哈尔滨定居。徐老先生笔耕不断，曾发表过“鲁迅的另一面”、“伊斯兰的暴力因子和排他性” 、“中国人需了解真实的里根”、“从另一角度看英脱欧”等文章。他的老友、原《当代武汉》杂志副主编李文熹在其专著《拈花一笑野茫茫——殷海光及其它文人旧事》（台湾秀威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的后记“而今谁识书生”中这样介绍：老友徐山皕先生出身名门，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后裔，满腹经纶，锦心绣口，勤于书信往返，诵读如赏水墨丹青，我曾委婉写诗相赠：“每读华章感慨深，牵人情趣一烟轻。低回可惜先生笔，不写民间疾苦声。”后徐先生佳作迭出，李文熹又用前韵送他一首绝句：“喜读华章意蕴深，如盘往事剪裁轻。人生不赋归来去，笔底惊涛拍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