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强迫制药商公开给医生的好处是件大好事

 

医生，病人和制药商之间似乎不应该有任何经济利益冲突。因为医生为病人治病配药，是根据他的诊断结果而按照具体的病情而“对症下药”地处方开药，其处方应该是根据诊断所显示的具体病情而下药，似乎没有太多选择不同成药的余地。

 

笔者不是医生，当然不知道在这方面太多医药常识，但是医生“悬壶行医“，其最大和最重要的职业是给病人开最好的药物“治病救人”。但是实际的情况似乎与此有多少出入。原因是，在医学发达的当今世界，几乎每一种药物，都有不同的种类和在不同的特定病情下，比较适合某种病情服用的药物。而为了经济利益，制药商人则经常在所制造药物的疗效上，安全程度上，和副作用的轻重上相互竞争。

 

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及其所服务的医疗机构，在确定治病处方时，在采用哪一种药物方面，就有相当宽容的选择余地。

 

对每一个制药商而言，都期望医生和有关机构向病人“推荐”自己的产品。这是人情之常，也是商业利益所致。为此，各制药厂商，往往会通过利用经济利益的途径，鼓励医生和他所服务的医院和医疗机构，采用自己生产的药物。而这也就必然会影响乃至左右医生在处方时的态度和趋向。这显然是一种不利于病人健康的作风和态度。

 

也因此，时下的多数先进欧美国家，为了防止这种有影响医生医疗效果的不良习惯，都有一套防止滥用这种权力的规章制度。主要是要求受经济利益的医生和机构，必须公开它们所收受到的，因使用某制药厂的药物而向他们提供的金钱或物质利益的细节。像美国，澳洲，日本那样的欧亚先进国家，都已经有一套完整具体的，规范医生与制药商之间经济利益行为的规章制度，责成医生必须向社会大众，公布他们所收到的来自制药厂商的金钱利益，商品或其他待遇的详细数目和性质。

 

显而易见，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病人的最大健康利益。不过，世界上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一套规章制度，连西方国家也不例外。比如像加拿大那样的先进国家，就是其中之一。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还没有一套防止制药商与医生之间可能发生的，在经济上“收受不清”的不利病人利益的行为的规章制度。不过从现在开始，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安省和其他省份，也将先后开始，逐步实施这套规范在经济利益上，医生与制药商人之间的关系的透明规则。

 

安省卫生保健厅长豪斯根（Eric Hoskins）在九月中为此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电脑信息系统，责成所有的制药厂必须把它们向医生和医院等医疗机构提供的，因采用它们的产品所提供的有物质上和金钱上的奖励和礼物，以至于向医生提供的免费餐饮，旅游机票和相关的利益的信息和资料，必须全部输入这个电脑系统，以供公众随时查阅。

 

缺乏政府监管的医生与药厂之间的金钱利益关系，往往会负面地影响到病人的健康利益。它显然有一种导致医生在诊断病情时，“过份诊断”而因此多开处方药物的趋向和弊端，同时也有防止医生故意忽略其他能够增进健康，乃至有医疗效果的不必使用药物的，像注意饮食和体力运动上的保健等途径。 在此之前，医生为了金钱利益，往往会有一种“多开处方”和“滥用处方”的趋向，而由此所产生的恶果之一是，病人有过量使用药物的可能。而这也是导致时下很多人，因此染上过量使用止痛镇静的“鸦片制剂”毒害的原因之一。

 

实施这套管制方法以后，这种不良的行为，和医生医疗机构与制药厂商之间的这种“经济鼓励”的坏习惯，就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

 

但是，这个新的管理医生与制药商之间的不规范行为的机制，还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这套制度并没有规定医生和医疗机构从制药商所收受的，物质利益的具体金钱价值。而且也没有具体规定，这种礼物和报酬，超过了哪一个限度，才算是“违反法规”。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原因是，医生和制药商之间，仍然可以通过这个监管机制，而走法律空隙。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监管医生和制药厂商的管理机制就明文规定，制药厂商向医生和医疗机构所提供或奉送的金钱以外的礼物和其他免费礼品，必须注明它们的金钱价值，而且更规定，所有这些“礼物和礼品”的价值一旦超越10美元，就必须汇报，要不然就是触犯法规的行为，并有面对处罚的可能。

 

安省的这个规范法规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它的缺乏“牙齿”，它没有规定医生所收受礼物和礼品的具体和详细归类项目，令检查这些礼品的病人或政府监管系统，缺乏所收受的礼品，到底是牵涉到哪一个病例的奖励等情况。当然 ，安省的有关当局，也没有实施一种引起医生关注和留意这种不良习惯的事先教育项目，以防止医生和制药厂滥用这个规则的防范系统。

 

不过，整体而言，加拿大已经从安省开始，逐步实施医生与制药厂商之间金钱往来的规范机制，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对保持病人乃至整个医疗系统免受金钱利益“污染”的，非常有利的机制和规范。人们应该举双手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