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照犯罪行为的受害人？

 

 

 

加拿大是一个依法治国，同时也是一个遵循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民主国家。因此，我们的国家既有良好的社会治安， 也有非常文明的讲究人道主义精神的司法和监狱系统。不过，我们的司法系统和人道主义精神，却存在着两者不想配合的瑕疵。

 

与文明社会同时存在的监狱系统，本来应该是监管人类犯罪行为，和保障社会秩序免受破坏的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 但它却显现出过分迁就和照顾犯罪分子的福利和人权，却不顾犯罪受害人的人权和利益的嫌疑。导致那些因犯罪分子的罪行而受严重伤害的个人及其家属，得不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同情照顾和帮助。从以下的报道中，人们可以见证到那批杀人犯和严重社会犯罪分子，从我们的刑罚系统中，所享受到的得到无微不至的细心照顾，和高度人道主义待遇。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严格严厉的法制系统，应该是保证社会有良好秩序的有力保障。这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连带关系。原因是，人类在生活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包括犯罪行为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 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而成的罪行。因此，严格的法律法制，应该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规范，遏制，打击和惩罚这种犯罪行为，或触犯社会大众生活安全罪行的有效举措或强制性的法律系统。讲得简单一点，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警察队伍和监狱系统， 是为了惩罚社会罪犯而设，它是保障绝大多数奉公守法民众生活安全的有力保障之一。

 

但是，在像加拿大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法律法制系统和警察部队，就难免要同时探讨这些维持人类社会秩序和生活安全的法制系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原则。原因是，讲究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国家，即使是触犯了法律法规的罪犯，在面对法律制裁或刑罚之时，也应该享有高度的人道主义待遇。那就是，我们的监狱系统， 绝对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把罪犯投入监狱，将其关押起来就 万事大吉了，而是还必须对所有不同的罪犯，施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惩罚规则。事实上，从加拿大把监狱这个传统的惩罚罪犯场所的名称，改为人类行为的“改造中心”（Correction Center）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之一。

 

把加拿大的监狱称作盗贼或杀人罪犯行为“改造“中心， 确实含有高度人道主义的道理和实质内容。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中知道和见到，加拿大监狱里的犯人，视其被判刑罚的轻重而别，都过着规律化的日常生活：他们有一定的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精神的有序生活日程；即使是重罪犯的生活起居， 也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平顺畅按部就班地进行。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受到虐待殴打，乃至语言侮辱之类的事态发生。 连对触犯了最严重暴力犯行的犯人的短期隔离和禁闭，也是按照“绝对需要”的原则而有序执行。可是即使如此，这种有限度的暂时禁闭和隔离刑罚，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严格质询，还被有关当局认为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惩罚”。

 

举例来说，像某些有非常严重暴力行为的罪犯，即使在监狱里，也有严重伤害其他犯人乃至监狱管理人员的倾向和可能， 所以必须在一个符合法律规则所限定的时间里，有把他们禁闭起来的必要，要不然，他们就有严重伤人的不幸事故发生。可是， 即使在那种情况之下，有关方面还是对这种短时期的禁闭刑罚方式，严加责问，认为它是否一种“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惩罚途径。报道称，一个安省的法官，最近就裁定，把犯人暂时短期隔离禁闭的做法（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也是属于“违反宪法”（unconstitutional）的“不人道”举措。

 

当然，加拿大最高法庭法官Frank Maroco虽然也同意这种观点，但仍然认为，停止执行这项法制，有导致监狱骚乱危险的可能，所以只建议， 在12个月内暂停执行这项“隔离危险罪犯”的做法，以达到在此等待期间，让国会有充分时间，建立一套“适合的隔离法规”加以取代。以前，在加拿大的监狱里，依照法律程序，监管人员本来就有权对若干有伤人（其他监犯）的暴力倾向的犯人，实施单独隔离和监禁必要的权力，其监禁时间视情节的严重程度而定。一般不超过每天22小时，总共的隔离时间不超过5天。但是现在看来， 这项必要的刑罚举措，可怕也要遭到人道主义法规的禁止。

 

人们会问的一个非常严重和非常揪心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法律法制及其附设的监狱机制和惩罚系统，应该是防止和打击社会犯罪分子，保障社会秩序和广大市民的生活安宁的牢房和监狱，还是让这些罪犯享受人道主义待遇的“修养所”? 对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民众而言，监狱应该是社会罪犯必须对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的禁锢之地，更是向社会上一切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展示警告”的牢房，而不是“僚养院”。要不然，像我们目前所津津乐道的“具有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修正场所”的监狱系统，且不变成了“厌倦于紧张的犯罪生涯”，而可以得到暂时休息的“疗养院”了吗？或变成了可以让这批犯罪分子在休养生息以后，走出监狱，从操旧业的“休闲之地”了吗？对于创导和建立这种有“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监狱系统的善长仁翁们，似乎连最起码的人类行为的基本科学常识也完全缺乏。

 

人类的绝大部分刻意犯罪行为，绝对不是用“优待”，“劝导”和“高度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加以“感动”，“感化”或遏制的罪行，而只有通过相应的严厉严格的惩罚机制，才有改变（可能）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们的称作犯罪行为“改造”的监狱系统，在对严重罪犯实施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更完全不顾遭到这些罪犯血腥杀害，致命侵犯侮辱的，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人生惨剧，和今后一生的精神折磨，生活安好和社会福利。

 

对那批以“高度人道主义精神”款待杀人罪犯的“善长仁翁”而言，那些犯罪行为的受害人，今后的终身安好是不必关注，他们是一群没有，或不必讲究“高度人道主义”的非人，乃至比动物不如的“非人”，或像已经被抛弃。试问，杀人犯强奸犯讲究“高度人道主义”的善长和政客们，你们要把我们的法制社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只有罪犯才能够享受到“高度人道主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