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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吕大夫写检查(二)

 
所谓“729事件”,是指1969年7月29日贵阳市紫灵庵附近发生的一场武斗流血事件。紫灵庵就在我住的省文化局机关的西边一百多米的地方,属于贵阳市内的中心地带。当时贵阳地区有两大派,一个是支持省革委李再含主任的所谓“红色政权”的“支红派”,另一个是对李再含政权持批评态度的“411派”。两派的对立由来已久,而且两派背后各有部队支持,斗争形式也由贴大字报,游行示威,冲击会议,逐渐发展到武斗。

7月下旬,当时妻子已经住院观察,晚上我从医院回家,夜里躺在床上,就常常听到窗外紫灵庵方向有枪声,让人开始有些提心吊胆,并且担心会不会发生动乱和内战?

听说411派占领了紫灵庵的黑大楼,兵团指挥部要设在那里,“支红派”要拔出这个据点。在7月29日那天,“支红派”的汽车厂工人把汽车改装成土坦克,对黑大楼发动进攻,真枪实弹,有人受伤,有人送命。听说一个411派十六七岁的高中女生,在宣传车上进行现场广播,被黑大楼对面高级法院楼里“支红派”的狙击手开枪射中头部,当场死亡;冲进黑大楼的“支红派”战士,也有伤亡,听说一个支红派战士冲进黑大楼以后,被打伤躺在一楼长椅上,满身是血,还在扭动……这就是我所知道的“729事件”。

妻子病重住院,我已经没有心思去关心发生在身边的武斗。由于停电,妻子无法立即做手术,我整日坐卧不宁,感到焦虑不安,直等了将近四五天以后的8月15日,在深夜12点以后,终于医院来电,各个病房一片光明!

几分钟后,护士立即来病房通知我,说马上要给妻子做手术,要我们做准备。那晚妻子已经入睡,我赶忙把她从熟睡中唤醒,她告诉我,她正在做梦……
妻子被从病房推走时,吕大夫走进病房,问我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我说,大人孩子都要保。吕大夫没有理我,匆匆离去。显然手术有风险,在忐忑不安中我想,刚结婚一年,就遇到这样的生死攸关的事,现在妻子和孩子的性命就在吕大夫的手上了……

大约将近两个小时以后,医院的护工把妻子推回病房,由护工和护士把妻子抬上床,并把她的输液瓶挂在木架上。这时妻子还在昏迷之中,她脸上已经没有血色,变得蜡黄,样子仿佛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但护士告诉我,手术顺利,大人和孩子都安全。又说,由于产妇身体虚弱,不能照看婴儿,由婴儿室的护士代为照看。护士的一番话,使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妻子手术后,大概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星期,伤口缝线拆掉以后,母婴身体状况基本正常,我们才从医院回到家中。由于妻子是患妊娠毒血症情况下采取剖腹手术,产后身体不仅十分虚弱,而且发现她双眼畏光,同侧偏盲。就是说,她只能看见左边的东西,双眼右侧的视野全部丧失。在身体虚弱和视野缺损的情况下,吕大夫说,她已经不宜给新生婴儿喂奶,儿子需要人工喂养。

当时文革期间,牛奶、白糖、鸡蛋、鸡鸭鱼肉……几乎样样凭票供应,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只身一人来到贵阳,几乎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妻子和孩子健康地活下去,我必须日夜奔波和操劳,所经历的磨难,在这里不再细述。

不过,在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紧张日子里,想到我们能够遇到像吕筠这样有经验,有技术,又负责人的产科大夫,也是我们夫妻的幸运。试想,那天半夜来电,吕大夫如果不是为妻子和孩子的安危考虑,她完全可以到第二天上班以后,再从从容容给妻子进行手术,但她考虑到妻子的病情危险,所以,半夜也要上手术台。

吕大夫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免使我想起作家周而复在一本小书中对白求恩大夫的描写,白求恩在前线救治伤病员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把每个伤病员都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和难忘!
 
下篇   吕大夫的检查应该如何写
妻子出院以后,我一直对吕大夫心存感激,但却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望她,更没有想到向她送些礼品,表示感谢。

不过,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第二年初春,一天我去贵医附院旁边的菜场买菜,恰好碰到吕大夫。我向她打招呼,她见到我,首先问我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我说还好,多亏吕大夫的及时抢救。吕大夫听了以后,说母子平安就好。然后她犹豫一下,试着问,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问什么事情?她想了想说,既然你刚才讲你家就住在附近,晚上我去你家再详谈。我把她带到我们家住的农资公司宿舍一楼大门口,指了指我们住的具体房间,然后分手。

晚上吕大夫按约来到我家,她先看了看妻子和孩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因为这对母子毕竟是她深更半夜在手术台上,通过争分夺秒的紧张工作,把她(他)们从险境中抢救过来。

吕大夫坐下以后,脸上马上又出现一种忧伤的神情,她从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准备吸,但又放回去。我问是不是没带打火机?她说,屋里有婴儿,算了,回家再吸。一般女医生很少有吸烟的,没想到吕大夫会吸烟。

妻子给她倒了一杯水,吕大夫开始讲自己的事情。她说,文革初期,北京来的红卫兵和医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到附院来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附院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几乎都被揪出来进行批斗。我是妇产科和儿科的党支部书记,自然也无法幸免。由于平日我对科室医护人员要求比较严格,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给我贴了大字报,结果那些红卫兵看了大字报,又听信了一些人的造谣污蔑,在批斗中拳打脚踢,侮辱人格,我想不通,就选择了自杀。不过,很快被人发现,抢救过来以后,虽然恢复了我的业务工作,但党籍却一直没有恢复。

去年底,工宣队和军代表进驻附院以后,要恢复党组织正常活动,要求我在党支部会上就自杀行为做一个检查,可是我做了两次检查,都没有通过。想到你是学文科的,想听听你关于如何做检查的意见。

我听了吕大夫的讲述以后,说您是我妻子和儿子的救命恩人,我一直心里想,应该如何感谢您才好?今天您把自己经历的不幸告诉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应该努力为你做些事情。

吕大夫说,“救命恩人”谈不上,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只要母子健康,对我们当医生的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我说,我不是党员,对党章和有关党的知识缺乏了解,不知我的意见对你是否有帮助?我问她,你两次检查通不过,究竟党支部对你的检查有什么意见?
吕大夫说,归纳起来就是认识不深刻: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识不深刻;二是对自己的自杀行为认识不深刻;还有就是对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仍然有抵触情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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