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文革回顾:从校花到囚徒(一)

前言

本文原题目为《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写中戏戏文系一位女大学生在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由于思想和性格原因,婚姻没有处理好,文革中岁月蹉跎,最后交友不慎,跌入法网,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工作,贫穷潦倒,晚年十分不幸。想起她的遭遇和命运,心中感慨良多,经常思考人的前途命运问题,于是在十多年前,根据自己对这位师姐的了解,撰写了此文。

来到多伦多以后,在文学城博客上发表此文,读者有些反响;我的一位高校同事读了,也有些看法(见附录),引起我对文本本身的思考。对这位同事的看法,我也做了回复(见附录),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

关于文章题目的选择和推敲。首先查阅词典中对“沉沦”的解释,为“陷入罪恶的,痛苦的境界”,那么,这位女大学毕业生算不算“陷入罪恶的”境界?事情似乎不完全是这样。经过斟酌,觉得题目改成《她的前途是怎样断送的》,觉得还贴切。可是,当我把这篇故事内容口述给《大中报》老板贾先生以后,贾先生说,题目叫《从校花到囚徒》更引人注目,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题目。

另外,这位女大学生的故事是从文革前开始,故事的内容又延续的文革以后,似乎不是一篇专门讲述文革故事的文章。但仔细一想,假如没有文革十年的特定环境,假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位女大学毕业生恐怕又是另一种样子,至少不会成为劳改犯吧?因此,从主观上看,是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从客观上来看,说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她的人生,也不是没有道理。



下面我就开始讲述这位女大学毕业生的故事。

这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叫徐婉丽(化名),她高高的个子,如月亮一般的圆脸盘,漂亮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即使在艺术院校里,在表演系美女如云的校园里,她的容貌和气质也应该算相当出类拔萃。

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我虽然没有暗恋她,但也禁不住想,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女人的美丽和聪明就是她们的出身,温柔的性情和娇媚的姿容,就是她们的资本。尽管当时毛泽东的阶级论弥漫于整个社会,干什么都讲究出身和成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找老婆,却往往不像人事干部那样头脑僵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的姿容和教养。如谁都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就是资本家的大小姐。所以我想,徐婉丽将来不是高干的妻子,就是个将帅夫人,前途不可限量。

徐婉丽比我高一班,是戏文系64届的毕业生,早我一年走出校门,应该算我的师姐。六十年代的中戏,左的气氛十分严重,不知学校是不是有意惩罚她,还是由于其它什么原因,徐婉丽64年一毕业,就把她分到贵州。我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当时校方的分配原则是:出身好表现好的分到一流的大城市和好单位(如部队或电影制片厂等);表现一般的分到一般省份;只有表现差的,才分到比较贫穷落后和比较艰苦的地方,说是去“锻炼锻炼”,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对于徐婉丽的分配,我一直感到有些意外。



当然,我那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书生意气十足,天真地认为,一个大学生分到什么地方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是否有事业心。所以,我在这里所谓“惩罚”主要是指,从徐婉丽来看,她在学校里虽然政治上不红,学习不够刻苦,有点贪玩,但似乎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她的家庭出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大学老师。虽算不上革命家庭,但总不是地富反坏右吧。另外,在校期间,记忆中我虽然没和她讲过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看她与同学交谈时那神情笑貌,觉得她为人还随和,没有漂亮女人的那种矜持和傲慢,更不像随便得罪什么人的那种角色。

还有,印象中,经常见她和另一个叫孙晓薇的同班女同学往外面跑,说是去电影学院听课。在大学里,课后的时间,只要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按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因此,把她分到贵州,有点难以理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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