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顾：从校花到囚徒(二)

不过，说对她的惩罚，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和吴广亮的突击恋爱？因为戏文系的师生都知道，毕业分配把她和她的男朋友吴广亮，一个分到黑龙江，一个分到贵州。就是说，让他们俩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牛郎和织女，这明显是在有意整人。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对在校有恋爱关系的同学，在毕业分配时一般都给予照顾，比如我们班的高林森，在校期间他和表演系常如玉好，确定了恋爱关系，64年常如玉毕业分到银川，65年高林森毕业分配，为了照顾他和女友的关系，就也分他到银川。这种例子，似乎不少。但为什么对徐婉丽和她的男朋友吴广亮就一个分到天南，一个分配到地北？后来听说，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于毕业前突击恋爱的人，学校在分配上，坚决不照顾。而徐婉丽和吴广亮的恋爱，是不是犯了这条禁忌？

 

可是，仔细一想，学校对徐婉丽和吴广亮的分配不仅没照顾，而且还有惩罚的意味。你想，系领导要不是有意拆散他们，为何把他们分配到相距上万里的地方？显然，这是明摆着的事。

后来我又考虑，莫非他们两个都有什么违规违纪之处？或者有伤风败俗不检点的地方？当时系领导什么事情都对学生保密，这些我们一般人就不清楚了……

至于对她临毕业开始热恋的吴广亮，我只知道他和徐婉丽的确是在毕业前才好得形影不离，至于他们为什么同窗五年，到临毕业前，才互相吸引，双双坠入情网？这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我们局外人只知道，吴广亮是她的同班同学，从外貌来看，吴广亮算得上一表人才，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档服装店里木质做的男模特。只是吴广亮个子稍微矮了一些，和徐婉丽走在一起，如果吴广亮个子再高一些，两个人就非常般配。还有一点，记得吴广亮曾经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和郭沫若商榷，具体商榷什么内容没印象了。我当时觉得他敢于向权威挑战，勇气可佳；但在黑板报上和郭沫若商榷，就有点可笑。

1964年，徐婉丽分配到了贵州，在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她和吴广亮两个人，虽然相距近万里，但他们仍然藕断丝连，情意缠绵。那时通讯不发达，他们除了书信外，还不断用电报互通声气。两个人在爱情力量的推动下，在等待分配期间，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一个从黑龙江，一个从贵州，双双起程到北京幽会。他们在北京究竟呆多长时间，如何海誓山盟，如何生离死别，外人自然不清楚。只知道贵州人事局发现徐婉丽失踪了，在招待所找不到她了，这自然很让人事局的负责人伤脑筋。等徐婉丽回到贵阳，她听说人事局到处找她，就赶紧登门去找人事局管分配的头头。在那里，她除了挨一顿批以外，还接到分她到远离省会的黔南州歌舞团的通知。黔南州歌舞团所在地叫都匀，离省会贵阳乘火车是四个多小时。

就我所知，从北京或上海艺术院校分到贵州的大学毕业生，通常多留在省会贵阳，然后分到省级各所属文艺单位。道理很简单，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终究是我国一流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能来到贵州这个偏僻落后的省份，已经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名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在这里应该说是比较稀少的人才，所以把他们留在省会，自然可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偏偏把徐婉丽分下去呢？非常清楚，一个是人事局管分配的领导看了她的档案材料，那些档案材料自然对她的使用不太有利；另一个就是徐婉丽在等待分配期间不假而走，这肯定是犯忌的事。试想，如果一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在贵州突然失踪，人事局好不好交代？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里，各部门的领导都像非常严厉的家长，徐婉丽的做法自然有些出格，当时对她的行为最准确的定性叫“无组织无纪律”，这肯定是无法允许的。据说，省人事局还给了她一个警告处分，然后把她分到更偏僻更艰苦的都匀。

如果说，徐婉丽在当时能够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读，而且五年大学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那么，从毕业分配开始，她的命运就开始出现了逆转，不幸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的生活。 

二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律由组织分配，分到什么地方，你就去什么地方，分到什么单位，你就去什么单位。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徐婉丽尽管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起程到都匀去报到。

到了都匀，只见城市比贵阳更小，更土气，到处是陈旧的平房，到处是黄泥土路，只有寥寥几栋楼房矗立在城边的山坡上，那是州政府等少数党政机关的办公所在地。从城东走到城西要不了半个小时，平日路上来往行人稀少，更很少有汽车。只有到了赶场天，街上才人来人往，有些生气。但从人们的衣着打扮来看，不难看出，这里的农民也好，市民也好，与其说他们过着古朴的生活，不如说他们过着贫穷的日子。从首都北京来的徐婉丽不知道，头几年的大饥荒，贵州也是重灾区之一，这里饿死的人像安徽和四川一样，成千上万，能活过来的农民，都算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