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顾：从校花到囚徒(四)

不过，刘志毅虽然和徐婉丽吵架动手，但为了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干校匆匆结束所谓“斗批改”，进行干部分配时，刘志毅还是不惜放弃留在省城的机会，主动要求调到都匀去。一个搞西洋乐器的大学生，在都匀能干什么呢？组织部门煞费苦心，最后把他安排到一家化肥厂去搞工会工作。在都匀，他们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叫庆大，女孩叫婷婷。

 

 

文革漫长的日子结束了。刘志毅所在的化工厂迁移到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叫赤水，那里建立了一个由天然气做原料，生产化肥的大型企业，名叫赤天化。刘志毅所在的化工厂搬迁到赤天化，他自然随厂走，仍然搞他的工会工作。

一天，徐婉丽来到我家，说：“刘志毅想让我也去赤天化，我到那里去了一趟，路难走死了。那地方更偏僻，更落后，都是平房，又破又烂，连一栋楼房都没有。从贵阳到那里，坐汽车得走两天。中间还要走好多土路，我的皮鞋跟都走掉了。在路上，刘志毅不仅不管我，还冲我发脾气！气死我了……”

“那么怎么办？”我问，“莫非你们夫妻两地分居？两个孩子谁负责？”

“他说他负责婷婷，我负责庆大。分居就分居，反正我和他也合不来，在一起不是吵架，就是生气，你说有什么意思？分开还好些……”然后她又说了这么一句，“我们俩已经说好了，今后谁也不干涉对方。”

开始我还不明白“谁也不干涉对方”的意思，后来我接到一封刘志毅的信，说他儿子庆大到赤天化去告诉他，徐婉丽和一个姓于的人在都匀长期“通奸”，庆大亲眼所见，信中说徐婉丽已经成了“犯罪分子”，他要起诉她，希望我不要再接待她等等。从信里可以看出，刘志毅很气愤，很激动，也很痛苦。后来听人说，本来刘志毅就喜欢喝酒，从此他更加离不开酒。

不久，徐婉丽把她在都匀认识的老于带到我家，介绍说是山东“老乡”。她自然不知道刘志毅给我写信的事。我问老于在哪个单位工作，老于说在公路公司任职。老于中等身材，戴一付眼镜，不讲话，文质彬彬，像个知识分子。可是一开口，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断提他姐姐是管人事的头头，似乎很有权。他在徐婉丽面前，一付必恭必敬的样子；徐婉丽也显得很开心。看来，徐婉丽是喜欢男人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自己的身边。

“我想调到贵阳来，老于正在帮我的忙。”徐婉丽接过老于递的一只烟，老于划着火柴，先给徐婉丽点上，然后才把自己嘴上的烟点燃。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各部门的业务都开始蓬勃发展，许多单位都需要业务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徐婉丽凭她毕业于名牌艺术院校的牌子，再加上请客送礼，甩茅台，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调回贵阳，进了《贵阳晚报》编辑部。

最初我以为她和我是同行，当编辑。没想到，报社领导让她干的是排版和划版样。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数数稿件的字数，然后把稿件排成正方型，或长方型，或其它什么几何图形，再安排好文章标题的空档。这个工作只要小学文化水平就可以胜任，为什么非让受过五年高等教育的徐婉丽来干？当然，这个情况我是从其他人嘴里听说的，徐婉丽的自尊心很强，关于她的具体工作，她一直守口如瓶。

徐婉丽显然比较贪玩，节假日她不是用在自己的业务上，而是到处乱跑——有时是给什么人介绍朋友，给未婚男女搭桥；有时又约起几个妇女去找什么人算命，我爱人是她的同路人，也乐此不疲；再就是去参加什么人的婚礼……总之，她也不像个文化人，也不太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

“我可不像你，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徐婉丽有一次笑眯眯这么和我开玩笑。我知道她没有一点恶意，也没说什么。实际上，我的确不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或者说，除了工作关系，经常接待一些业余作者外，我的朋友面很窄。

有一次，她带着她儿子庆大来我家，只见她儿子虎头虎脑，非常淘气，性格有点像他爹刘志毅。我问他上学没有？徐婉丽说，上五年级了，调皮得很，和他爹一样，在学校里喜欢动手打人，老师经常喊家长去学校，一点也不给我争气，净给我丢脸！俗话说，从小看大，三岁知老，看来徐婉丽这个儿子将来也很成问题。

想到徐婉丽在晚报干的工作，我有意转个话题，说：“文革时期，咱们都无所事事，我除了带娃娃，就是学木工，打板凳，养鸡等等；看书，也是看医书。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拿起笔来，写点东西。你难道就不想写点什么吗？我记得你曾经想写过歌剧？” 

徐婉丽听了，脸微微泛起一点红润，说：“想是想过，可是老静不下心来。我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玻璃板更不用提。我想，以后条件好些再说吧……” 

“你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剧本吗？”我问。

“没看过。”她注视着我问，“干什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