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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共振——社交媒体革命在中国的尝试?


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

最近北美华人反抗运动的网络媒体上,有人称应内地民运人士的要求呼吁内地群众:于今年五月集聚在各地的车站等公共场所,以示对当局的抗议。这大概是针对中共19大及两会后中国新政治态势欲作的公开反应,具体诉求不甚清晰,好像笼统是反专制反独裁。之所以要在海外的网络媒体发出这种呼吁,可能缘于内地当局对媒体尤其是网络社交新媒体的管控极其严厉。

这本是一个应该被海外民运及反抗运动江湖当作共识的举动,但却受到近来在网络自媒体上猛烈揭发声讨内地高官贪腐或盗国贼的流亡富商郭文贵之公开反对,告诫和呼吁郭粉们及其他人群不能参加。其说辞和理由似乎是公开抗议会令群众暴露,极可能成为当局的饵钓上钩者。



逻辑上将平台呼吁者/发起者类推为中共当局特务的嫌疑,同时在客观上,有将北美反抗运动江湖中抓特务游戏推向高潮的倾向。本文无意介入这类游戏,也不在意郭文贵爆料的个人动机,但常识告诉人们:在林林憧憧魅影迷惘的特务可疑对象中,只有破坏和损害那个江湖的所谓民主事业、行利于内地当局维稳者才最可能是真正的特务。

如今郭文贵已然成了海外中文自媒体的网红,还在全球包括加拿大的一些地方形成了“挺郭会”或“后援会”一类的组织(这种腔调怎不勾起人对文革的记忆)。郭尽可以遵循“不反习主席不反国家及政权”的所谓郭七条原则(虽然这些连挺郭者也未必全然认同),继续造势扩大影响,抑或与反抗运动江湖作切割,但反抗运动的所谓五月共振并无与郭互别苗头的倾向,甚至连这种潜意识也未必会有。



各方自行其事即可,犯不着互掐耗劲。任何运动的领袖之形成,一不靠自封、二难强迫人接受。况且反抗运动的江湖基本以社交媒体的方式表以存在,即便五月共振是所谓社交媒体革命的某种尝试,没有具体领袖无形式化的组织而只有呼吁平台才更像回事,看看茉莉花革命、占领华尔街以及me too运动等莫不如此。

时代进入信息化社会,新的游戏就会有新的权力。传统的权力组分从暴力机器到经济和金融,现不得不让媒体加入(尤其是如社交媒体的新媒体)。新的权力体制由金钱专制和信息专制所组成,与此相对应的就会形成拒绝这种系统化专制的新民主,民主的存在和升级就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



内地当局很是与时俱进,据报现在已将高科技用在人脸识别,警务人员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用特殊眼镜辨别黑名单库中的可疑人,以及以云计算预估可疑对象的行为趋向预先采取监控或抓人措施等等。传统的权力正向超常权力(transcendental power)转化,在与超常权力配套的超常秩序出现之前,一种反抗式的新游戏如社交媒体革命就对应而生。仍不明了五月共振的具体诉求为何,也许各地有各地的独特诉求,可一旦运动的共振形成,虽尚不足以撼动庞大的内地政权,但至少会对当局有个警醒,如能从此而产生一个良性的善意互动之先例,则的确是国家民族之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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