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顾:从校花到囚徒(六)
来源: 潘文鸣
“徐婉丽和你是不是闹矛盾了?”
“矛盾倒是谈不上,只是她自从认识那个家伙以后,就不想理我了。”
真没想到,徐婉丽已经四十多岁,怎么竟然像个没教养的小女孩一样水性扬花,男朋友说换就换?俗话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莫非她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她更没有想到,她的后半生就毁在这个“小弟”身上!
老于接着讲,徐婉丽太不检点,头几年在黔南歌舞团还没调上来时,她住在贵阳交际处招待所,跟人家说,自己是黔南歌舞团招收新学员的,许多人知道以后,就请她的客,到这家吃,那家喝,为了自己子女能进歌舞团,有的家长还给她送礼。结果她一个也没给人家办成,人家后来知道她根本不是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就骂她是骗子——骗吃骗喝。还有她那个儿子庆大,书不好好读,整天和她要钱乱花,她也不好好教育……
老于的话,使我想起头两年的事。那时有个小伙子叫小张,也就是十八九的样子,嗓子不错,非常喜欢唱歌,想进文艺团体。那个年代,一般城市青年都把参军入伍,或者是招工进工厂,看成是有前途。假如能进歌舞团,那就更让人羡慕了。所以,小张听说我和黔南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徐婉丽是同学关系,就找到我,希望我帮忙。我问徐婉丽,她说,黔南歌舞团确实要招收几个新学员,她虽然没有参加新学员招收工作,可是她和他们都比较熟,能帮上忙。于是,小张满怀希望,到我家来,经常提些礼物,看我家缸里没有水,马上到前院去为我家提水。发现我家烧煤困难,又找车为我家拉煤。实际上,小张家爸是粮食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母亲在街道服务站打面条,经济上并不富裕。所以,小张一家这种热情和友好,弄得我很过意不去。我说,如果事情成功,你再感谢我,我心里还能过得去;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实在受之有愧。徐婉丽带小张去给招收新学员的人面试一次,说他们对小张还比较满意。
“能不能请他们吃一顿?”徐婉丽向我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当时恰是文革后期,一般人家的生活物资都很贫乏,粮食、猪肉、菜油都是凭票供应,所以我说:“小张家不太富裕。如果他们决定录取小张,倒是可以认真地请请他们;如果他们心目中觉得小张没把握,我看就算了。”
结果,小张的事情最后没办成。究竟是因为小张家没请客送礼,才落选?还是小张的综合素质不行?我一直没得到答案。为此,我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小张一家,欠他一家的人情。随着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看到许多成功者,无不是用请客送礼,甚至用金钱美女去打通关节,我就想,也许徐婉丽是对的?
不过,现在老于对她的看法,应该说是对的。记得,在文革期间,徐婉丽回山东老家去探望父母,她回来以后,我就接到分配到山东的同班同学王富聪的一封信,信里说,徐婉丽借她钱不还,警告我千万不要借钱给她,还说她的作风如何如何,在没进中戏前,她在歌舞团就做过人工流产等等。显然。王富聪很气愤,在信中把徐婉丽说得很糟糕。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接触,我认为徐婉丽人不坏,没有什么害人之心,但缺点也不少,比如像老于所说的,要求自己不严,有时不够检点,男女关系上有些随便。没想到,她性格上的这些缺点,竟让她一步一步走向沉沦的深渊。
五
80年代,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亲朋好友之间,一般没什么事情,也很少来往。对于徐婉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几乎很少打听。
忽然有一天,老于来我家,说徐婉丽出事了,问我知不知道?我问出什么事?他说,那个姓谭的和徐婉丽一起被公安局抓了!这对我和妻子简直如晴天霹雳。
“因为什么?”我和妻子同时惊问。
“咳,说是犯了欺诈罪。”老于说。然后盯着我们问,“你们一点都不知道?高级法院大门前的宣传栏上,连他们的漫画都贴出来了。”
我当天就抽时间,赶忙跑到老于说的高级法院大门前,只见宣传栏里果然有徐婉丽和那个叫谭晓弟的案情介绍。从宣传材料上来看,谭晓弟是个劳改逃跑犯,他认识徐婉丽以后,徐婉丽把自己的记者证借给他,经过涂改,谭晓弟冒充晚报记者,伙同徐婉丽,以给某单位供货的名义,进行经济诈骗活动。在案情介绍的文字旁边,还配有徐婉丽和谭晓弟的漫画。看来,如果材料不属实,法院是不会这样搞的。
站在宣传栏前,读了案情介绍,我的脑子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真没想到,徐婉丽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徐婉丽怎么会跌这么大的跟头?一个在北京名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40多岁已经两个孩子的母亲,怎么会犯如此轻率的错误?
在回家的路上,想到徐婉丽的后半生,我不由的心情沉重起来:令人羡慕的工作失去了,在儿女面前母亲的起码尊敬没有了,老于的爱烟消云散了,出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保证了,作为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光环被劳改释放犯取代了……也就是说,她的后半生完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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