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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顾:第一次遇到天灾造成的人间惨剧


 
1965年4月的一天下午,和我一起住在生产队的余正光同学去工作队汇报情况,我在农民汪兴堂家查生产队的帐。

忽然晴天霹雳,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和冰雹骤然而至。雷鸣闪电声、呼啸的风声、核桃大的冰雹打在岩石的嗒嗒嘣嘣嘡嘡声、冰雹打在屋顶茅草的噗噗声震耳欲聋。门外是灰蒙蒙的雨幕,房屋上的茅草一缕缕地被打断、被狂风卷走。我的心揪紧了:地里的庄稼肯定全完了,社员的房屋会不会倒塌,屋子里的人会不会被打伤。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小事!

雨停了我到各家看看情况,发现茅草房沒有倒塌的,小孩在里面待得好好的。看来,厚厚的茅草扺挡了冰雹的击打;厚重低矮的草屋也能扺抗狂风的暴虐,若是砖瓦房肯定是片瓦不留了,我有些欣喜。
                                     
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向我袭来:小孩在家里,大人都出工去了,山坡上没有躲避的地方,这样大的冰雹,社员会不会出事?会不会打伤人?我立即朝出工的路走去。路旁的小麦、油菜、包谷全倒伏了,有的地里的庄稼被冲得七零八落,树木光秃禿的,树叶打光了,有的树连拫拨起,有的树枝干折断。我几次跨进水洼,齐膝的冰雹和水湿透了我的鞋、袜、裤。

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趟,终于看到了生产队长王大发和一个妇女跌跌撞撞地走来,王神色呆滞,哆哆嗉嗦地说有八九个人被水冲走了。那妇女大声地哭:“工作团,咋个办嘛?十多个人遭水冲不见了!”我追问详细情况,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不清楚。只说出事地点是大崖。我只得叫他派人到公社报告,并到各家安抚,根据工作团的指示,特别要防坏人搗乱。这时大坪地的个一社员走了过来,我交待他赶紧回大坪地找队长派人去公社报告,组织人到大崖救人。



我往大崖走去,但四周的景物己不是原来的样子,我在山坡和乱石堆转来转去找不到方向,这时天开始黑下来,雷声又响起。正好大坪地的陈克佩带了陈小开等七八个社员赶来了,他们说他们去找被冲走的人,让我赶快回小尖坡,小尖坡己经乱成一团。

 小尖坡家家都在哭,简直哭声震天。王大发呆呆地缩在家里烤火,什么事也没干,我问他派人去公社没有,他不知所措地望望我,我大发脾气:“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当的?躲在家里干什么?”江少苏说大坪地已派人去公社了,我的怒火才稍稍平息。这时大雨又下起来了,我叫上王大发、江少苏到各家劝慰:“大家别难过,工作队、公社会想办法救人的,会帮助你们渡过灾难的。你们-定要相信工作队,相信政府。”

在我们的劝慰下哭声慢慢平息。大坪地的陈克佩走来说,他们看见苏永亮和郑治秀的尸体挂在岩石上,一丝不掛,头和身体都砸烂了,其他人不见踪影,只有一个背兜掛在石头上。天黑了又在下雨,他们只好回来。我叫他先不要对小尖坡的人讲,免得又哭,让他回去休息,明天再组织人继续寻找。

我把王大发和几个社员叫来问情况,他们七嘴八舌讲了一阵,我才弄清楚了:他们在坡上做活路,下冰雹时跑到离大崖不远的山洞躲避,这个山洞很大,他们队的牛冬天都在这里过冬,山洞在水沟边,大暴雨使山洪暴发,水沟的水一下涨起来,在洞口的王大发和江少苏见状不妙赶快跑出,还拉走了两个人,洞里未逃走的九个人被汹湧的山水冲出来,再冲向十多米的大崖。大崖是高几十米的悬崖,悬崖下去后就是希米河,这些被冲走的人估计是摔死或是淹死了。



正说着,外面好几个人大喊:“杨文华!杨文华!”我连忙答应,走出门去,余正光、马场工作组组长老谢、还有工作队的袁时昌来了,紧跟着王队长和蒋队长也来了,他们看见我还活着,也没有受伤,都松了口气,露出些不合时宜的笑容。

我招呼他们坐下,向他们汇报了情况,立刻感到担子轻了许多,身心一放松疲倦就把我击倒了,两腿发软,想站起来却瘫坐到地上。他们一边把浑身湿透、满身污泥的我扶起来,一边问:“吃饭没有?”我摇摇头。王队长说:“快回去换衣服,吃饭,休息,不要过来了!这边的事我们来处理。”

回到汪兴堂家,他们一家三口都在,都不说话,怔怔地看着我。我洗了脸,换了衣裤鞋袜,端起碗却怎么也吃不下。想想真有些后怕,如果我今天和生产队一起出工,遇到冰雹必然到山洞躲避,那我这百把斤现在是掛在山崖上还是泡在希米河里?

第二天公社的干部、马场大队的干部以及工作团总团、分团的领导都来了,他们还带来了马场大队、中云头大队的几十个社员来参加搜救工作。雷队长带人搜寻大崖下的岩石缝隙,公社书记陈克义和陈克佩带人沿希米河两岸向下游搜寻,我带后头坪队的十几个社员扎了担架后负责把己发现掛在大崖下岩石上的苏永亮、王大勇、郑治秀的尸体抬上山,集中放在袁家屋基地上。后头坪的社员我不认识,他们不太听指挥,我只好亲自参加抬尸体。由于山势陡峭,无路可走,只能用蓆子裹好尸体绑在担架上,我们连走带爬地往山上挪。



抬完这三具尸体,我到公社去领裹尸体的白布,并又带来十九个中云头大队的人。到天黑时,陈克义书记那组人抬来了王大伦、江少广,雷队长那组抬来了王大珍、江少明、汪兴毫。深夜十二点,中云头大队的人抬来了王大亮。这些尸体全都一丝不掛,肉身破烂——有些是被岩石掛烂的,有些是被鸟兽鱼咬烂的,骨头破碎,有两具尸体连头都没有了,只有脖子的肉连带一块有头发的头皮,惨状目不忍睹。

老谢和大队支书陶兴甫、公社妇女主任易烈华,他们奔波一天找来九口棺木。总团的老王同志、分团的刘清德同志(晴隆集训时的中队长)和几个公社大队干部指挥地富分子用白布裹尸体,把尸体装进棺材。

我和刘清德及几个干部值前半夜班(怕野兽来拖走尸体),刘背一支驳壳枪,我抱一支歩枪,围坐在离棺材不远的篝火旁闲聊,刘清德的一番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们是群众的领导者,要走在群众前面,群众热情高涨时,我们要冷静,要发现问题;群众消沉时,我们要乐观,要激发热情,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第三天早上,我到袁家屋基时,看见陈克义己在安排地富分子挖坟坑了。各个大队、生产队的人陸陸续续来了,大家一齐动手挖坑、放棺材、堆土,八个坟墓很快就完工了(有一座坟是两夫妻合葬)。

追悼会中午一时举行,昨天来的领导都来了,马场大队工作組的一些队员来了,马场大队各生产队、其他大队也来不少人,共有五百多人,据说是马场前所未有的。



献花圈、放鞭炮、默哀,工作队长、公社书记、大队支书先后致词。王队长和陈书记都强调这次的丧事沒有按当地的习俗办,是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奋发图强,抓紧补栽补种,实现生产自救。

我看着那八座坟,不免想到:如果我也死了,是这里多一座坟?还是把我的尸骨送回贵阳安葬?我是因公牺牲的,应该算烈士吧?

当时年轻幼稚,也只能这样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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