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金庸的去世唤起我偷渡香港、在香港写作的岁月
The death of Louis Cha reminds my life in 1960s when I was a refugee in Hong Kong


 
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常驻香港的武侠小所或古典文学大作家金庸今年10月31日,以94岁高龄在香港与世长辞。笔者从来也没有为任何一位文学家,小说家,或文人学士,长篇大论地写过悼念文章,对金庸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金庸不但是一位自己所尊重的武侠小说家,他更是一位受世人尊敬的古典文学作家。他的声誉虽然无法与像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那样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诸位作者相提并论,但在以“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文坛,或写古典文学流行小说的海外文坛,则享有首屈一指的盛名。
 
而且,笔者之所以特别要为这位“武侠泰斗”撰文哀悼,还因为笔者曾经在香港的7年时间里,有过一段与其间接接触的关系。而其中间的“传媒”,或“中介”,则是在香港赫赫有名,同时也是笔者的同乡的武侠小说家倪匡兄。
 
笔者是在1960年十二月底从中国大陆“偷渡香港的难民潮”中的一份子。去香港前,笔者在上海一家大学读最后一年。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在实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在父母双亡的惨状下,我带着肿胀的肝脏,拼死成为“赴港难民潮”中的一份子。其中的逃亡经过,暂不细谈。现在所提及的,只是逃到香港以后的一段终身都无法忘记的年月。

 
笔者到港以后所认识到的唯一值得一提的人,是享誉港台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武侠小说家倪匡。笔者在香港期间,与倪匡兄从报刊通讯,到当面相见的过程中,最为难忘的印象是,他说的也是一口浓重的“宁波上海话”,他显然是笔者的真真正正的“同乡”。因此相见之下,特别的亲热。
 
与倪匡兄见面时他所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我“现在以何为生?”。这对于一个刚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而言,这是最为直接的关切话题。我当时是寄住在一个亲戚家的“逃港无业难民”。匡兄以“不用揪心,告诉我他刚到香港时,什么都干过,也曾经在建筑工地“敲石子”,更曾经在一家报馆为记者和编辑“倒茶送水”。
 
“可是你是怎么变成了现在的武侠小说家的呢?”我充满好奇地问。他于是开始简述了这个过程。整个经过听得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不但是一个天才作家,更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求生者”。他也是一个在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人中俊杰”。
 
谈话中,倪匡提到了堂堂有名的大作家金庸,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匡兄问我有没有兴趣写武侠小说,我直言我在这方面实在是外行,也没有兴趣。可是却对普通的言情小说,有所感悟(我在大学里的专科就是中文系)。

 
匡兄马上介绍我为当时的《环球出版社》写小说。接下来的好几年,我就为那家出版社写了几十本“星期小说”。在香港的“写作生涯”就这样开始,并一直维持到半个世纪以前。
 
当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毛泽东在大陆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大陆的红卫兵随时有可能冲进香港作乱,我于1970年决然毅然离开香港,全家先后移民到加拿大直到今天为止。
 
从自己20多岁时在香港拜读金庸的大作,直到到今天惊闻他与世长辞,而自己也越来越接近“老耄”高龄。回顾坎坷的岁月,无情的人生,真是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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