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危机是如何毁灭特鲁多的中国梦的？

 

《环球邮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Doug Saunders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在2019年，加拿大将会无可避免地遭遇某种程度的华为危机，并会产生爆炸性后果。目前，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正与加拿大政府发生冲突，而这种越来越有可能导致中国私营部门面临难堪和难以收拾的局面也将会促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Xi Jinping)所领导的政权作出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将会对特鲁多政府仍然抱有希望的对华政策造成巨大冲击。

 

在特鲁多担任加拿大总理后，便一直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和中国谈判广泛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在特鲁多上台三年后，华为危机向人们揭示了中国政府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大选年，华为危机亦会显示出联邦自由党政府所奉行的将中国专制政权和其更自由的私营部门及其他机构区分开，并通过不同渠道在不损害自由主义原则的情况下实现加中两国互利共赢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如何自行崩坍。

 

尽管华为危机无可避免，但其爆发时间却比许多内部人士所预期的更早，并且程度也更为激烈，此外，引爆这场危机的导火索也出乎联邦自由党的意料。去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当局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Meng Wanzhou）, 目前已获准取保候审的孟晚舟正在等待引渡听证会，美国方面指控她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

 

上周，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进一步升级。第三名加拿大公民王天安（Ti-Anna Wang，音译）及其丈夫和幼女在北京国际机场转机时被中国当局短暂拘留并遭到恐吓，最后，王天安一家被驱逐至韩国。与此同时，之前被拘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在没有遭到任何指控或是走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被监禁。此外，在2018年被判15年监禁的加拿大毒贩谢伦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不服判决上诉后，中国法院在上周判处其死刑。在过去一周时间里，中国官员也一直在对渥京进行炮轰和威胁。

 

但无论如何，华为危机都会爆发，并会严重破坏联邦自由党试图和中国深化经贸关系的努力，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孟晚舟被捕前，联邦自由党内阁似乎就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限制华为参与本国未来5G网络的建造。加拿大的政府官员和信息情报机构加拿大通讯安全局(CSE）此前一直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声称华为设备被用于从事国家指导的间谍活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一些内阁成员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在去年10月，CSE曾宣称其认为在本国无线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没有安全风险。



但据知情人士称，加拿大情报机构的一些调查结果都牵涉到华为设备，令人产生更多质疑，此外再加上CSE在去年12月20日揭露称其盟友发现中国政府在加拿大网络中从事的间谍活动可以追溯至2016年，以及加拿大的情报联盟盟友直接向包括特鲁多在内的加拿大政府官员施压，渐渐导致渥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为该知情人士未被授权谈论此事，因此只能作匿名化处理。

 

在未来几个月，渥京可能至少会对本国未来使用5G技术的移动数据网络中的华为设备使用作一些限制。目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都已经开始限制华为。加拿大政府原本可能会更早公布相关决定，但孟晚舟案却令其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只要这场危机仍在持续，加拿大限制使用华为设备的任何行动看起来都会像是在针锋相对地报复中国，而联邦政府官员竭力想要避免给外界留下这种印象。

 

但是，现在即便渥京只是有可能对华为加以限制，也会被北京说成是报复行为。上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Lu Shaye）已经警告称，如果加拿大出于间谍活动担忧禁止华为为其下一代5G移动网络提供设备，中国将会予以报复。换句话说，也就是加拿大对华为网络设备的态度发生任何变化，都会被视为是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直接攻击，在2019年，渥京将会无可避免地面对这一问题。

 

这一声明也揭示了加中关系为何会走向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渥京不再认为可以将中国的私营企业，或是中国的机构和人民和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政权明确区分开来对待。

 

在此之前，渥京可能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是一回事，而中国私营企业可以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说是加拿大对据称独立的中国最大私营公司——华为发起法律或政策挑战，激发了中国政府拘捕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和一名加拿大企业家，和对另一名加拿大公民处以死刑，并促使中国多位部长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对加拿大进行愤怒威胁，那中国的私营部门和专制政府显然难以区分开来。

 

在中国政府回应孟晚舟被捕事件时，习近平向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你和中国任何一个公司或机构有过交易，那你实际上就是在和中国共产党直接打交道。而这使得依赖于独立而又相对公平的机构组织而存在的传统贸易关系几乎不可能实现。

 

简而言之，现在的情况就是特鲁多政府在2015年制定的对华政策已经远不足以应对中国在2019年的举动。从某种程度上说，联邦自由党政府试图向中国私营部门进一步敞开大门的做法与一个新现实有所冲突，那就是不仅是私营部门，实际上中国几乎所有部门现在都和习近平越来越专制的政权密切相关。

 

在2015年，建立新型加中关系似乎是有希望的，甚至是明智的。在赢得大选胜利后，得以组建多数政府的特鲁多及其内阁便开始草拟一项计划，以重建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在前联邦保守党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执政的近十年时间里，加中关系一度跌至冰点。在特鲁多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加中关系开始升温，这是因为联邦自由党政府当时所奉行外交政策中的两个优先事项都得到了推进，它们分别是促进包括妇女和少数族裔权利在内的人权，以及和加拿大传统合作伙伴之外的国家拓展贸易关系。

 

当时，加拿大的大公司、大学以及200万华裔加拿大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渴望看到加中两国达成某种协议。在2015年和2016年与这些支持者进行会谈时，特鲁多曾多次提到他的父亲、加拿大前总理老特鲁多（Pierre Trudeau）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开始和中国打交道，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Mao Zedong）正处于权力巅峰，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被有效镇压，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是在加中建交数年后才开启访华之旅促成美中建交。

 

对此，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则显得更加谨慎，因为她的乌克兰家庭在苏联政府的残暴专制统治下深受苦难，因此她对和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有本能的警惕。但是，在习近平上任不到三年时，与西方进行更紧密接触可能有助于引导中国走向政治更宽容的方向，仍被认为是有望实现的事情。

 

特鲁多的对华政策也和前保守党总理哈珀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施行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无效的。哈珀在上任之初就是一个政策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民主国家不应该和共产主义专制政权建立紧密关系。 

 

哈珀抱着这种信念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授予达赖喇嘛（Dalai Lama）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及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但是，这些行动引发的反应却震惊了联邦保守党。加拿大的大公司对此感到愤怒（当时加拿大对中国出口额已经达到$160亿元，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不断提出反对意见；加拿大人口庞大的华裔社区也感觉被冒犯。与此同时，加拿大大学亦指出，在加拿大留学的15万中国学生对学校运作至关重要。哈珀因此知道了加中关系并不仅仅只是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在他任职的最后五年时间里，他一直试图摆脱自己的理想主义政策，并和中国建立更注重商业来往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联邦自由党在2015年上台时牢记着哈珀的教训。与此同时，他们亦认为深化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更符合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政策愿景，这是因为在2015年底时，有两个假设似乎是能成立的：

 

第一个假设是，中国仍有能力走向自由化道路。尽管习近平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宣传活动中走向更专制的路线，但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仍有机会变得更加开放。

 

此外，一些与中国政府有合作的加拿大商人，比如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 Corporation)董事长桑顿(John Thornton)都坚信习近平施展铁腕只是为了清除中国政府内部的腐败，而这将会令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并有可能开启民主时代。渥京将这些话都听了进去。

 

第二个假设是，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交响乐，而不是中国二胡的双弦演奏。这也是哈珀吃了大苦头才学到的教训，即加中关系不仅仅只是涉及两国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还关乎被视为重要创业力量的中国成千上万个私营企业；数百个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并且在某些方面政策权超过国家政府的城市；具有批判精神且独立的媒体；以及机构组织、大学、数十万潜在移民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大量外逃资本，还有在加拿大生活的200万中国移民。因此，即便政府变得令人失望，或是想法有所改变，加拿大仍然可以忽略政府，和中国在其他方面继续建立关系。

 

但是，在2015年底至2018年间发生的被许多加拿大观察家忽视的一个变化是，这两个假设都不再可能变成真。

 

在经过多年对政治异见、社交媒体上的批评声以及地方自治进行严厉打压，并将中国新疆地区的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关进再教育中心接受政治再教育后，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习近平将会变得更加温和，尤其是在2018年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习近平主导的宪法修正案，从而使得他可以终身任职中国国家主席后，这一点变得更加毋庸置疑。

 

在这种情况下，撇开政府和中国在其他方面继续建立关系的理念也随之坍塌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会直接插手干预所有事情。现在，在中国的每一家私营公司里都必须有一名共产党官员参与运营，并监督和报告所有事务。在中国的媒体中，曾经独立发声的人都已经闭上了嘴，社交媒体也受到监控，并且常常会遭到逐字逐句的审查。一些曾有可能实现独立自治的中国城市都已经被北京直接控制。甚至是身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以及他们所转移的资金，现在也都在北京的密切关注之中，中国政府已经在国内的自动柜员机（ATM）上安装人脸识别摄像机，以便追踪想要将现金转移出国的中国公民。实际上，加拿大现在与中国的每一次互动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在2015年，联邦自由党政府似乎有可能通过自由贸易谈判激励中国做出更好的选择，或至少可以让加拿大绕过共产党去和中国的人民及机构组织打交道。（实际上加拿大对实际贸易协定的兴趣并不浓，因为外界普遍认为自由贸易谈判的过程将会持续很多年，并且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在2017年，川普（Donald Trump）走马上任美国总统，加拿大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可以让加拿大多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从而可以减少对美国的商业依赖。

 

但是，这笔交易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搁浅了。在2016年底，中国首先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和加拿大签订引渡协议。鉴于中国司法系统缺少正当程序，并且一直依赖死刑（中国每年至少处决2,000人），加拿大不可能接受这种协议。

 

接着，在加拿大于去年和美国还有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新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框架协议——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简称USMCA）中包含了允许美国审查，并可以拒绝加拿大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的任何贸易协定的条款，因为美国一直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北京亦认为这是加拿大在拒绝加中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如此，特鲁多在去年11月11日仍明确表示希望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而中国官员在最近几个月也一直在回应这种情绪。

 

但是，即便华为危机能够以某种方式迅速而平静地结束，人们可能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地看待加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场危机，特鲁多及其内阁已经看到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随着中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作出过激反应，并且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华为乃至其他中国大型公司或组织都被视为国家的臂膀，人们不可能再说华为是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的私营公司。贸易协定的达成和实施必需依靠独立的裁决机构和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中国呈现出的新现状并没有为这些机构和机制的形成带来希望。

 

这意味着特鲁多和方慧兰将无法再重回他们认为既可以让加拿大通过和专制经济体打交道受益，又能在其外交政策中推进所坚持原则的政策路线。除了中国，我们在去年还看到加拿大曾谴责俄罗斯（在英国对一名前英俄双面间谍进行报复性投毒）和沙特阿拉伯（打压改革者），现在，加拿大和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都已经严重恶化。

 

但是，加拿大不可能像对待俄罗斯和沙特那样对待中国，因为俄罗斯和沙特对加拿大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相对并不重要。在另一方面，200万华裔加拿大人，每年高达$400亿元的贸易额，15万留学生以及流入加拿大银行和房地产市场的大量中国外逃资本都意味着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很难堪，即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论在哪方面和中国建立关系都绕不过北京。

 

对于联邦自由党来说，华为危机是在现在而不是在更临近大选的今年晚些时候爆发，并且可以将此归咎于美国而不是特鲁多政府自身的行为或许是幸事。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将会持续数月，并且中国会继续惩罚加拿大及其公民，那这可能也会给特鲁多政府的广泛政策蒙上阴影。这种情况最终会同时触犯因为渥京拥抱中国而感到愤怒的加国人士（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以及那些希望加拿大和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从而可以减少对美依赖的人士（他们认为加中关系在短期内无法恢复）。

 

对于特鲁多和方慧兰来说，如何摆脱当前看似无尽的困境，可能是比应对呈现降温的加美关系更为艰难的考验，而这可能会在今年的大选中对联邦自由党造成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