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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马绵征案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辽宁的张志新案曾经在国内媒体上广为宣传。同时,媒体上对文革时期的搞法,定性为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然而不久,类似张志新的受害者,在媒体上就不再披露;同时,“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也被禁止。

显然,中共竭力把张志新案作为个别现象来处理。因为人们要把文革中类似张志新这样的残暴罪行大量揭发出来,中共的血腥本质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像发生在贵阳的类似张志新那样被害的马绵征案,中共就采取了泥封土掩的办法,在媒体上不予报道,企图永远不让世人知道。

如今,马绵征被害已经40多年,国内除了贵阳的老年人以外,一般人是不知道马绵征是何许人。有鉴于此,在这有表达自由的地方,把我知道的有关马绵征的案情,告诉世人,让大家看看当时中国社会搞得是不是封建法西斯主义?



马绵征是贵阳市建公司第四工程队的女技术员,毕业于武汉某建筑工程学校,当时她 30岁左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是1970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不死不活的阶段,马绵征看了中共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以后,写了一张大字报,谈她对当时文化大革命发展形势的看法,其中不指名地提到毛主席身边有值得警惕的人物。

在小组发言中,她则明确地指出,说林彪是个投机分子,马屁精,他接了班能干出什么好事?又说,江青是上海滩的戏子,讲话没水平,说她是什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简直是笑话!

马绵征的发言,很快被汇报上去,领导开始考虑她还年轻,技术也不错,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就找她个别谈话,让她写个检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是马绵征像当时所有被愚弄的年轻人一样,却十分天真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这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谁不同意,可以公开辩论,她坚持不写检查。



马绵征的态度让领导很是为难:对她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可能就犯包庇罪;如果把事情弄大,马绵征就可能是“现行反革命”。所以,领导请示上级,上级指示先隔离审查,在单位批斗,看马绵征的态度如何,然后再做处理。

没想到,在批斗大会上,马绵征不仅不服,而且还大喊“打到林彪!打到江青!”这就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她在小组的发言,只是个别人知道,现在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几百人喊所谓“反动口号”,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时候,谁也不敢再保她了。所以,她很快被批捕,而且将她关进市公安局的囚室。

据后来传出来的消息,马绵征在公安局仍然拒绝写检查和交代。后来还用绝食来表示抗议。公安局的领导开始还以为马绵征饿个两三天,受不了以后,会进食。没想到,她绝食四五天以后,人已经站都站不起来了,仍然是滴水不进,送进去的包子米饭连看都不看。就是说,她是决心不惜一死以示抗议。至于她当时说了些什么,只有公安局内部人知道。

公安局领导一看,认为马绵征这个女子要顽抗到底,就下令用胶管从口腔插入胃里,人工灌水和牛奶,虽说马绵征那时已经奄奄一息,但她仍然咬紧牙关拒绝进食和饮水。那些给她灌水和牛奶的人说,几个人不得不揪住她的头发,撬开她的嘴,把胶管使劲插入她的胃里,灌完牛奶和水以后,胶管从胃里取出来的时候,胶管上都滴血……



就这样,马绵征因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坚持不写检查,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有个传统,就是每年在春节到来之前,要处决一些死刑犯。贵阳市也遵照这个传统习惯,每年照例要开一次宣判大会,处决一批死刑犯。



贵州的冬天,常常是非常阴冷。记得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不见太阳。文革期间,贵阳市各单位或各个学校经常到市内邮电大楼前面的春雷广场聚会,每次都是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有的是庆祝什么胜利,有的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这种聚会,全市各单位照例都停止日常工作,大家排队到广场集中。那天是宣判大会,气氛和以往的庆祝大会自然不同,大家期待的是今天究竟宣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罪犯。

开会时间一到,就把一批胸前挂上大牌子的犯人,由武警或红卫兵押到主席台下排成一排。只见这些犯人胸前个个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犯人的罪犯的姓名,犯罪性质,如“某某某,现行反革命分子”或“杀人犯”、“强奸犯”等,凡是判了死刑的犯人,牌子上的姓名都打了大红叉。



大会主席台上坐了一排领导人。大会开始,领导通过扩音器讲话,照例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之类,然后宣布各个罪犯的罪状,接着由主席台上的人带领大家喊口号。最后是把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压上大卡车,游街示众。

这套杀人程序,是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的。那是50年代搞“镇反”运动,一些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要拉出去枪毙前,个个五花大绑,背上插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犯人的姓名,也是姓名上打着红叉,先是开“公审大会”,然后是游街示众,最后拉出去处死。这套做法一直延续到80年代。

那天,宣判大会结束,已经准备好的卡车开过来,武警和红卫兵把犯人拖上卡车。每辆大卡车上是两个死刑犯,犯人后面站着的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和红卫兵。被判处死刑的一共有20几个人,把这些犯人压上10几辆大卡车以后,由一辆公安武警的专用吉普车领先开道,并一路鸣响制造恐怖气氛的警笛,由春雷广场向北,缓缓行驶,沿途的马路两旁站着的都是人,男女老少站在人行道上是里三层外三层,翘首等待大卡车开过来……

游街示众的卡车车队,在鸣着警报的吉普车的引导下,在警报器发出的凄厉的警报声音中,从春雷广场一路缓缓开来。第一辆卡车上站着的就是马绵征,她旁边也是一个女性,两个人胸前的牌子上都写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两个年轻女性都是五花大绑,而且马绵正的嘴还用一块白布捆起,大概是怕她在游街示众的路上喊出什么“反动口号”。两个女子脸色惨白,大家说是关押期间见不着太阳所致。马绵征和另外那个女子,年龄都是30岁左右。每个马路旁看热闹的人,都默默地观看卡车上的罪犯,谁也不敢张口议论,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祸从口出”,一句话可以引来杀身之祸……



车队出了广场,从中华南路到中华北路,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沿途成千上万的市民,聚精会神注视着每个车上的死刑犯,心里怎么想,就因人而异了。

卡车一出城,就加快了车速。一般站在马路旁边观看的市民,车队过完就转身回家了。而一些好热闹的年轻人,还骑上自行车,跟在卡车后面,要亲自到刑场去看行刑。

据到刑场观看行刑的人回来讲,有些死刑犯,到了刑场,就已经吓瘫了,是两个武警或红卫兵把他从卡车上拖下来,一直拖到土堆边。而第一辆卡车的两个年轻女子,则是昂首挺胸走到土堆边,特别是马绵征,站在那里,拒绝跪下。一声令下,马绵征挨了一枪,还回头看行刑的武警战士,旁边观看的人讲,一共开了7枪,马绵征才倒在地上……

当天,判刑的告示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贴满市内的大街小巷。可是人们发现,几乎所有布告上马绵征的名字都被抠掉了。这是不是民心不服的一种表达方式呢?

文革结束,马绵征平了反。可是一纸平反书,能够抚平马绵征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母亲的伤痛吗?马绵征的丈夫,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又有谁能体会?……  



马绵征的惨案,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后来看到香港杂志上一篇文章,提到文革中有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资料),心中不免想到,这些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是都像张志新和马绵征这样的人吗?联想到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把敢讲真话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五九年又把以彭德怀为首党内敢讲真话的人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则把张志新和马绵征这样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加以肉体消灭,而六四血腥屠杀的,又是一批争取民主的真正的爱国者……中共所有这些做法,不完全是一种法西斯暴行吗?

更为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被杀害的,往往都是中华民族中最有正义感和最有血性的优秀人才,他(她)们的被害,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元气被摧毁,意味着中共决心要把中国人个个都驯服成工具和奴才。

现在,国内知识文化界广为流行的犬儒精神,它的根源不是就在这里吗?所以,我们民族要振兴,就必须从恢复我们的民族正气着手,打破中共的封锁和禁忌,把毛泽东和他的帮凶残害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罪恶揭深批透!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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