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大饥荒年代(4)
—— 回忆五七干校生活之附文
来源: 晏乐斌 中国公安部退休干部
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动。1961年3月12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
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烂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握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毛泽东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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