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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审读员”的心路历程(4)




贵州《文史丛刊》把这个传教士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选登了一部分。主编可能想,既然是转载公开出版物的文章,按说也没有违规违法,没想到,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以后,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下令销毁了那期刊物,并给予赵姓主编撤职处分。这是在六四事件之前发生的一个学术期刊出问题的例子。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即使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比较宽松的形势下,一些敏感的历史真相,中共也是非常忌讳,绝对禁止披露的。

第二个例子则发生在六四镇压以后的清查运动中,就是师大学报主编老张在上面提到的我们学院学报上那篇文章。实际上,这应该是在六四事件发生以后,高校领导层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案例。



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人都知道,从建国以后,从上到下的官场上,都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而每次政治运动一来,这种斗争就变得格外激烈。从70年代末开始所谓新时期,中国官场的主要矛盾变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直沿袭到现在。

六四镇压以后,我院的领导层包括一些中层干部中的极左派(其中有院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学生处长和数学系主任等),想趁清查运动之机,把三个院长拉下马,并取而代之。在这三个院长里,就包括我的顶头上司蒋院长。在极左派给这几个院长罗织罪名时,有人说我院办的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的文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主编蒋院长支持发表这篇文章,证明他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贵州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89年初,他回贵阳探亲,五月份,我院为开阔广大师生的视野,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特邀请这位人大博士到我院做专题讲座,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这位年轻的博士,对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等等,提出一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位博士毕竟是专业功底深厚,讲得非常有水平,有深度,而又深入浅出,演讲中,掌声不断,受到我院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讲座后,我向这位博士约稿,他便把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我院学报上。



大约一两个月后,北京发生了六四血腥镇压,由于我院的杨院长、蒋副院长和另一位王姓女副院长对学潮比较同情,对学院的大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阻止不利,院内几个极左派人物便想趁机把这三个院长搞成支持支持学潮和动乱的人物,企图把这三个院领导拉下马,取而代之。在搜集材料和罗织罪名时,就把那次叫做新视野学术专题讲座中的演讲,归结为王副院长一手策划,把学报上发表该讲座内容的文章,视为蒋副院长应该承担责任。有人甚至把发表该文的这期学报送到省委宣传部,说应该展开批判,肃清流毒,并追究作者和主编的责任。总之,极左派非常活跃。

不久,省委派的清查小组来到我院,也个别对我进行约谈,其中就包括询问该文的发表过程。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了调查组,他们特别询问,是否经主编蒋院长同意?我说,我是学报常务副主编,一般约稿等事情可以不请示。又问,发表这个稿子是否经过主编蒋院长审查批准?我回答,他只看看目录就签发了。因为发稿时,还没有发生六四事件,内容既然是学院搞的专题讲座整理成文,所以蒋院长觉得没必要再审。

清查运动结束,我院的极左派虽然有两个人官升一级,但并没有达到把三个院长整垮的目的。后来听说,省委宣传部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一文列为大批判的靶子。



通过这两个例子,给我的教训是:在现行体制下,有些历史真相是必须帮助执政者进行掩盖的,绝不能告诉世人;其次,理论联系实际,也不能讲真话,否则运动一来,就有口难辩。

“六四事件”紧接着是“清查运动”,新上台的江泽民集团对参加学潮和民主运动的爱国人士,开始进行秋后算账和打击报复,企图把中国社会一下子拉回到毛泽东时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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