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红卫兵多伦多建毒巢

多伦多毒品王朝的建造者为一名可与哥伦比亚毒品大王相提并论的现代亚洲毒品巨亨。他的存在使加拿大在跨国毒品网络中名声鹊起，而该网络目前已被三大洲的当局调查 。

警方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剿毒办）怀疑，现年55岁的谢志乐（Tse Chi Lop）为毒品集团“三哥”的头子。在当今亚洲涌现的包括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在内的合成毒品潮中，该集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毒贩遍布整个亚洲的“三哥”毒品集团来说，多伦多虽非其主要市场，但却在这个毒巢成立过程中作用非凡。

谢先生于1963年出生于广州，但在香港回归大陆之前的1988年随大批港民移民加国。

谢先生何时获得加国护照不得而知。但据报他是从金三角向北美进口海洛因而开始了毒品交易。据联毒办的东南亚负责人、曾为资产分析师的道格拉斯（Jeremy Douglas）表示，谢是加拿大的一个称为“大圈仔”（Big Circle Boys）帮派组织的多伦多成员。道格拉斯先生过去三年来一直通过澳大利亚，缅甸，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警察工作来跟踪“三哥”集团。



当缅甸机场工作人员拘留“三哥”成员蔡郑泽（Cai Jeng Ze）时，道格拉斯的剿毒办提供了协助。据剿毒办信息，这个黑社会财团每年制造300吨甲基苯丙氨酸，足以生产100亿剂在亚洲广为泛滥的强力毒品。

在道格拉斯看来，毒巢的迅猛发展都“归功于”这位谢某。他是如此之般描绘这位毒巢老黑：“他具有超人的才智，非凡的创造力和商业革新能力，集精湛的化学本领和贩运技能于一身，其产品能不断满足增长需求。“把毒品行业搞得天翻地覆并将其发展壮大的谢对该行业的贡献相当于优步对运输业, Netflix对电影业的贡献！”

至少谢某的一些技能是在加拿大练就的。“大圈仔”帮是1987年成立的。成立不久就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以及人们的妒恨。

1992年，多伦多警察局局长舒通塔在法庭上作证称，该组织起源于1960年代，当时中国大陆的红卫兵逃到香港，开始了“军事式的犯罪活动”。 这些人利用加拿大的难民系统来到加国城市，专门从事武装抢劫，信用卡伪造和海洛因贩运等非法活动。

多伦多警方侦探肯尼思•耶茨（Kenneth Yates）在向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在我看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极端狡诈。” 当时，这一“大圈仔”帮派在毒品业成绩非同凡响，以至于在1990年至1992年期间，多伦多的海洛因价格下跌了40％以上。



在1990年代中期，加拿大法院判处曾为“大圈仔”帮负责人的吴振伟（Chun Wai Ng）13年以上监禁。 国家假释委员会随后的报告中如此描述其行为：“你在中国和泰国的毒品交易网中有着广泛的关系，并从这些活动中捞取了可观的利润。你还告知董事会说你给在中国的兄弟寄钱，让他购买煤矿和出租车。”

多年后，“大圈仔”帮被指控帮助大陆走私者赖昌星将财产转移到加拿大。赖昌星曾在加国寻求避难，但经过中加双方的反复交涉，他于2011年被遣送中国，目前他仍在监狱中。
 
根据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当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至2003年，“大圈仔”主要负责将东南亚出口的海洛因贩运至美国。



据道格拉斯的信息，谢某曾在美国监狱服刑9年，于2006年获释，至今仍是“大圈仔”的成员和加拿大公民。他和家人至今仍在加拿大，并持香港颁发的有效期至明年的护照。他于2010年左右组建了“三哥”，并通过该小组将甲基苯丙胺扩展为批量业务，从而使毒品价格暴跌，新客户群迅猛发展。 道格拉斯说，在缅甸北部武装族群的保护下，“三哥”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质的冰毒”。

在谢某的帮助下，毒品领域逐渐脱离植物毒品轨道（缅甸的鸦片生产量自1996年以来暴跌了70％）而逐渐转向实验室生产的化学制品，其使用量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激增，以致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在东亚和东南亚缴获的病毒量增加了两倍多。

谢某神通广大，身价不凡，路透社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他在泰国跆拳道手护卫下乘坐私人飞机旅行以及出手惊人的赌博习惯。据称他在澳门赌场一宿就损失了8,800万美元。



最让人乍舌的是“三哥”的毒品交付政策，即如果买家毒品遭缴，“三哥”保证向买家无价赔偿。当然如此出售阔绰的政策都是以将化学制品转为毒品的巨额利润为后盾的。据剿毒办估计，“三哥”的年度总收入在38亿美元至177亿美元之间，其上限额相当于BMO金融集团去年的全球收入。 去年，在韩国查获的毒品就是来自“三哥”。

据道格拉斯先生，这些毒品很可能最终进入加拿大国境。 他说，贩运芬太尼的主要为“大圈仔”成员。

但道格拉斯同时表示，加拿大打击毒品和组织犯罪的手段和声势都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这为打击谢某所建立的庞大，高额地下犯罪系统提供了榜样。

道格拉斯说，谢某不仅能生产数量惊人的违禁药品，其超凡本领还让警方束手无策，目瞪口呆，往日的缉毒手段也完全派不上用场。



但“三哥”的崛起也显示了当前迫切需要提供对毒品的防范措施和毒瘾治疗项目。目前在包括亚洲在内的许多国家里采取的都是对毒品的严打措施，但这种军事化的手段证明是行不通的。

另外，该组织的迅速崛起也暴露了国家在毒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各国与政府机构之间缺乏协调，这使得毒品可以在一个国家生产，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并且在第三国家清洗非法所得的巨额收益。道格拉斯认为加国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道格拉斯表示：“加拿大一直在协调政府机构的合作。在毒品制造和贩运如此诡秘复杂的今天，警方必须与边境金融管理部门合作。”

他说，“加拿大的经验表明必须采取综合方法，这正是我们要在亚洲推广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