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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加拿大人斯帕弗和康明凯在中国的囚禁生活

365 days of detention in China: What life is like for Canadians Michael Spavor and Michael Kovrig
来源: 大中报 梁楚怡



监狱深灰色的墙壁很高,上面刷的红色汉字标语--“听党的命令”几个字似乎在对里面的犯人说话。

一年前,华为高管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后,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右)成为被中国当局扣押的两个加拿大公民的其中一位。 斯帕弗是一位把游客、艺术家和运动员送往朝鲜的商人。自今年5月6日以来,他与另外20人一起被关押在丹东拘留中心的315牢房内。

另一位加拿大公民、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左)则被关在位于北京南郊的另一个拘留所,两个关押地点距离有约670公里。

《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记者来到这两个拘留所了解情况,但没有见到两人的任何一个人。斯帕弗被关押的丹东看守中心,正是之前另一名加拿大公民凯文·高(Kevin Garratt)被关押的地方,他是在加中出现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之后被拘留并被指控间谍罪,高先生于2014年被抓,2016年获释,在狱中被关押达19个月。



一年前,在中国忙于工作的斯帕弗和康明凯被中国国安局抓走。当时康明凯正在赶回北京自己小家的路上,而斯帕弗正准备搭乘飞往南韩首尔的航班。

今年五月份,这两名加国男性公民均因涉嫌违反国家秘密法在中国被正式逮捕。加拿大政府称他们的逮捕毫无事实根据。众多批评家,学者和前外交官们纷纷指责中国的人质外交,属于国家层面的绑架行为,从此北京与渥太华的关系陷入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严重危机。

12月9日周一,现任加拿大外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Champagne)发表声明称,“加拿大将这两位加拿大公民的释放作为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为确保他们立即获释,全加拿大会为他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当局没有公开任何证据指证两位加国公民,但一再强烈要求加拿大终止孟晚舟的引渡程序。与此同时,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内的电视屏幕定期播放着这两位加国公民的照片,提醒大家他们二人被任意拘留的时间在2018年12月10日。

环球邮报的记者通过在亚洲,北美和欧洲的采访,了解到了有关两位公民的最新情况。



即使西方七国集团不断地向中国独裁政府公开呼吁,两位加国公民和其他民主人士仍然被拘禁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之下,这与在温哥华被软禁的孟晚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孟晚舟可以居住在自己1300万豪宅中,休闲做画,接见访客。

国际危机组织总裁马利(Robert Malley)表示:“可以想象康明凯现在面临着怎样的处境……根本无法与在加拿大软禁的孟晚舟相提并论。”康明凯曾在这个组织担任过东北亚顾问。

保释后的孟晚舟生活在温哥华的一个繁华而高尚的社区,虽然有安保的监视,但她仍可以配戴电子脚环自由出外闲逛到午夜宵禁时间。据称,她经常会读些小说,做些油画。

马利表示,康明凯“在中国被拘留,无法获得他应有的权利。”其中包括接见律师及其他的时间安排,他都无从知晓。 中国政府有权利长期拘留被他们指控的“罪犯”,特别是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

马利赞扬康明凯有非凡的毅力,强大的内心,还很有幽默感。目前,他深陷糟糕处境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任何人在他的处境下都会非常艰难。”



中国政府剥夺了康明凯和斯帕弗的家人探视和公开发表讲话的权利,以阻止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为释放他们作出的努力。

在头六个月里,他们二人分别被单独关押在国家安全局管辖地、没有阳光的房间里,每天可能有八小时的讯问时间。

今年五月,他们被转移到如今关押的拘留中心。 警卫起先扣押了康明凯的眼镜,理由是按照金属物件不能带进监狱的规定。但是几天后,康明凯拿到了换成塑料镜架的眼镜。

几个月后,两人享受到了一些额外的自由:可以与家人和其他支持者互通信函;可以阅读外交官送来的书籍,这些外交官每个月仅有30分钟、受到严格监视的探视时间。

在这期间,康明凯在监牢里会做一些锻炼和冥想。在北京被拘禁的其他外国人讲述了他们曾在狱中被长时间强迫一个坐姿,饮食的营养令人堪忧,稀薄的大豆肉汤,煮土豆,卷心菜和萝卜。

精通韩国语的斯帕弗在狱中努力通过阅读韩语书籍来提高他的双语水平。



丹东警方发言人拒绝对斯帕弗在狱中的待遇发表评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斯帕弗受到虐待的可能性绝不可能存在,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在关押斯帕弗和凯文·高的丹东拘留中心,犯人必须穿过一个隧道和七扇上锁的门才能到达牢房的第三区域,这里有一圈高耸坚固的内墙,卫兵监视塔和带刺铁丝网。当年高先生在这里关押时,第三区域是一个医疗区,犯人有不太严重的疾病在这里可以得到治疗,劳改犯在拘留中心的其他区域可以从事一些轻体力活,比如制作马桶纸质座圈和塑料装饰花。

犯人们每天的作息从早上6点钟的起床号开始,早餐是稀玉米粥和馒头。送饭的工人还会用手推车向各个牢房推销一些更好的饭食,但也只有那些经济宽裕的犯人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一盘菜要价40加币。关押在这个中心的高先生每月在伙食上的花销达500多加币,医疗费用另算。他表示,即使如此,他预定的食物有28.4%无法按时送达,这个数字是根据他在拘留期间所做的统计结果。那时,有900人被关押在此地。

每个牢房的厕所非常简陋,就是房间的一面玻璃墙后面、地板上的一个洞,没有任何一点遮挡,如厕的一举一动都暴露无遗。房间里明亮的荧光灯一天24小时都打开着,犯人睡觉时不允许用毯子蒙脸来逃避灯光。 犯人每天晚上被安排轮班,一次两个人来监视其他犯人。即使牢房里的摄像机一直不间断的在工作。



高先生只要条件允许,总会有规律地到拘留中心内的放风场地,犯人称它为“室外的监牢”。水泥铺设的场地可以让犯人拥有比牢房更大的空间自由行走。每个牢房空间很小,走向床铺的过道特别狭小,钢制床架上是木板做的床板,一条很薄的棉床褥铺在上面。坚硬的床导致高先生患上严重的背痛,后来的MRI检查发现他的脊椎已发生错位。

高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整天都在读经,祷告,或与其他犯人聊天。他们谈论的话题一般是在这里关押者,他们被定罪的机率如何(接近100%),按照司法条例会被判多长的入狱时间。和高先生关在一起的囚犯有被控谋杀,贪腐,还有小偷。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宣判什么时候会来到。他们只能在黑暗和不确定性中让自己的生活周而复始,每天早上醒来,进餐,收拾,吃东西,整理,小睡,聊天,再次进餐,分组洗澡以使用每天分配给自己的30分钟热水使用量。

高先生最后表示,“犯人们每天都承受着无法预知未来的压力,等待,等待,等待……无尽的等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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