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新生对吴健，加国的诽谤诉讼案和中国的“我也是”运动

在加国法律系统中，遭到不实诽谤的受害者会通过诽谤法庭寻求保护，伸张正义，多伦多华社的钟新生先生在安省法庭指控吴健先生诽谤就是最好的实例。但中国司法系统给诽谤诉讼提供了某种特殊的用武之地，那就是在“我也是”运动中遭性骚扰指控的中国大佬们为了让他们的受害者封嘴将一纸纸的诽谤指控扔给那些弱势女子，并在法庭上向她们索要天价的损失赔偿。
A libel court in Canada is where to seek recourse to justice for defamed victims, which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he well-known claim filed by Mr. Zhong Xinsheng from the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against Mr. Wu Jian, a Toronto resident. But defamation lawsuits have found its unique edge in the Chinese court system. To silence the voice in the MeToo movement, powerful men in China accused of sexually harassing women increasingly slap their accusers with defamation claims, seeking a skyrocketing high amount of damages against their alleged victims in court.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北京一间小小的法庭上，王琪的支持者们挤在一起，等待着中国第一场“#我也是”审判的开始。王琪指控她的前上司性骚扰。

但接受审判的并不是王琪的前上司。而是王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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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非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中国区高层官员。在王琪于社交媒体写下他在一次出差过程中强吻她的经历后，周非在2018年8月以侵犯名誉权起诉了他的这名前员工。如果王琪输了这场官司，她将需要在网上向周非道歉，并赔偿他1400美元（1万元人民币）。

“关于女性权益保护这个事情，没有人牺牲一定是推动不了的，”她去年说，她的律师随即警告她，发表言论可能会遭到进一步的诽谤指控。

在中国，指控者很快可以变成被指控者。过去一年中，至少有六名被公开指责性侵或性骚扰的男性对指控他们或传播指控者诉求的人发起了诽谤诉讼。

倡导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称，实际上在2010至2017年间，在中国提起的仅34起有关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诉讼中，有19起是由被指控的犯事者提起的。其中被指控的骚扰者对雇主的起诉超过一半，理由是不公平的解雇或对其声誉的损害。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受害人不得不赔偿她的骚扰者，因为她打了他一耳光后令其鼓膜受损。仅有两项诉讼由声称受到骚扰的女性提起。



随着“#我也是”运动的蔓延，美国、法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男性都转向法院求助，有时成功地辩称他们遭到了指控者或媒体的诽谤。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澳大利亚演员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4月从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那里获得了至少60.8万美元的赔偿。

然而“#我也是”活动人士说，中国代表了利用法院压制指控的极端案例。活动人士说，这会使女性不敢在一个高度男权的社会里公开指控，她们的大声疾呼常常会被人羞辱。

政府已经颁布了禁止性骚扰的法律，但并未给出定义。执法情况很糟。诽谤法有利于原告，而更大的举证责任落在了受害者身上。如果没能举证，会被认为是存在“主观过错”。

源众性别发展中心负责人、律师李莹说，受害者经常被迫保持沉默。她说：“我们整个的社会对性骚扰受害人还是有偏见，也有污名化的。”

不过，“#我也是”运动在某种方式上改变了中国。它鼓舞了数十名女性要求对上司、老师和同事进行调查。8月，政府更新了民法以增加中国雇主防止性骚扰的责任。



但是由于担心会引发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北京政府在压制“#我也是”的网络讨论。根据香港大学的研究项目WeChatscope的数据，对不正当性行为的网上指控是即时消息平台微信上受审查最严重的话题之一。话题标签“#MeToo”和“#我也是”在中国互联网上被禁。

中国最著名的“#我也是”诽谤诉讼案莫过于刘强东起诉两名中国博主对他的强奸指控的评论。刘强东是电子商务巨头、在线零售商京东(JD.com)的创始人，被指控在去年的一次商务晚宴后强奸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未受到控罪的刘强东要求赔偿43.6万美元以及法务费用，并做出道歉。

去年，弦子(Zhou Xiaoxuan)指控中国国有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朱军在2014年对她进行性侵犯，随即成为中国“#我也是”运动的代言人。去年，朱军对弦子提起诽谤诉讼，称她的指控是“公然捏造和恶意传播”，并要求赔偿约9.5万美元的损失。

弦子提出反诉，要求赔偿对人格尊严的损害。



7月，深圳市一家法院审理了前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教授徐钢对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王敖的诽谤起诉，此前王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称几名学生被徐钢性侵。法院尚未做出裁决。徐钢否认了这些指控，他的律师说这些指控属诽谤。

9月，王敖和徐钢的两名前学生在伊利诺伊州提起诉讼，指控徐钢强奸、性虐待和性侵犯。

王敖说，翌月中国法庭站在了徐钢一方，判给他逾1.4万美元赔偿。他说他会上诉。

事件往往发生在很久以前，受害人往往没有保留证据，因此案件难以证实。

贝琳达·何(Belinda He)9年前在一家中国的新闻周刊杂志做实习生，时年21岁，她指控一名年长的同事强吻她并在酒店房间脱了她的衣服。尽管如此，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公开指控。



另一位前记者邹思聪听了她的陈述后很愤怒。贝琳达·何写了一篇关于该事件的文章，并交给了邹思聪，邹思聪于2018年8月将其发布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文章指明被指控者为该杂志的首席记者邓飞。文中称贝琳达·何为“C女士”。

三个月后，邓飞起诉邹思聪诽谤。8月，贝琳达·何收到法院通知，称邓飞决定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她。

邹思聪说，他想帮助像贝琳达·何这样的女性伸张正义，并捍卫他的言论自由。

他说：“这是我价值观的一部分，我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许多类似的困难，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前雇员王琪的诽谤审判中也已显现出来。女权活动人士称这是自“#我也是”运动在中国出现以来的第一起关于性骚扰的审判。法院尚未做出裁决。

王琪在2018年7月在微博上写道，2016年3月14日出差期间，她在晚上醉酒后被世界自然基金会“某周姓领导”亲了一口。她说，在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后，她已于2017年辞职。



有人问她为什么被亲了一下要小题大做。她的朋友告诫她不要谈论此事，一定要“小心点儿”。

“我只不过生气罢了，”王琪写道。“我没能力送他去法庭。”

王琪说，在她的社交媒体帖子发出后，数十名女性写给她，“有几十个人和我说她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但她不敢说。”

周非未回应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传达的置评请求，也没有接听手机。

在2018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王琪走进北京一间小法庭准备为自己辩护。她的律师、记者和一名支持者——一共6人——挤坐在仅有的四个座位上。

当她的前上司周非走进来时，王琪避开了目光接触。支持者唐岢则盯着他。唐岢说她并不认识王琪本人，但看到微博上的帖子后决定过来。



“看他，他居然还笑得出来？”唐岢咬紧牙问道。

此后法官要求旁听者解释他们来法庭的目的。周非的律师随即提出，为保护其当事人的隐私，审判应该闭门进行。法官批准了这一请求，引发了唐珂的抗议。

在法庭外，唐岢说她也是被三名男性性侵犯的受害者。她称周非起诉王琪是“欺负人”，并说她来到法院是为了对“#我也是”的政府审查表示反对。

唐岢说：“如果每个女性都能讲出性侵并在网上曝光这些男人，那么这些男人就不得不付出代价。”

“如果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就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