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生猪会在一年之内死亡 中国猪瘟为何难以控制

环球时报最近发表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延中(Yanzhong Huang)的一篇文章，对中国猪瘟以及政府相应的治理行为进行了分析。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位于中国东部长江边上的老家，亲人们一如既往地用一顿好吃的欢迎我：清蒸鲈鱼、大闸蟹、炸河虾，还有红烧猪肉。我84岁的父亲负责猪肉，尽管如今猪肉的价格是一年前的两倍。这一次，他没能从我哥哥家弄到猪肉。到秋天为止，他还是村里最大的养猪户，如今，他养猪场里的150头猪不是死了，就是因为非洲猪瘟被宰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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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初，辽宁沈阳首次报告了非洲猪瘟病例。到2019年8月底，中国的生猪存栏量下降了约40%。2018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仅那里的疫情就导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生猪死亡。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李德发表示，截至9月底，猪瘟已造成约一万亿人民币（约合14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著名的猪传染疾病专家仇华吉说，非洲猪瘟的破坏性，“对国计民生和政治经济的冲击不亚于一场战争”。

我嫂子哀叹道，“我们损失了几十万。政府的补助微乎其微，每头猪才100块，没什么用。”

但她并没有完全说实话。政府表示，将为每只被扑杀的猪发放1200元的补贴，但她的数字是根据她家死于猪瘟的生猪数量计算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试图偷偷埋葬死猪，希望能把活着的猪迅速卖出去，不管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

我哥哥一家的损失，以及他们为防止这种情况所做的努力，都是猪瘟在中国各地蔓延的写照。由于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一场原本可以控制的危机很快变成了一场小型灾难。



正如2002年至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如今，猪瘟暴露了中国在动物疾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弱点。但它也揭示了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在被部署在一个像中国这样不健全的治理体系里时，即便是健全的监管也可能产生不正常的影响。

照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的说法，出现问题较多的基层往往是动物防疫体系缺人、缺钱、缺物严重的地方。然而，仅这一点无法解释猪瘟的影响范围或席卷中国的速度。

2007年，俄罗斯曾爆发过猪瘟，首先是在南高加索地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现在一样，只有一个不完善的动物疾病监测和报告系统，然而，非洲猪瘟仍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传播到距离疫情爆发地约5600公里的西伯利亚东部。在中国，猪瘟在短短六个多月里就已经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也许听起来很奇怪，但猪瘟传播如此之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

2015年，为了防止水体受动物粪便和其他废物的污染，当局开始在南方某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严格监管——甚至在一些地方禁止饲养牲畜。然而，地方政府不是让工业化养猪户有足够的时间来升级设施，以符合新的废物处理标准，而是将养猪场迅速拆除，导致南方的猪肉产量大幅下降。

但猪肉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肉类，因此，中央政府出于对猪肉短缺的担忧，于2016年4月制定了一项名为“南猪北养”的战略：“通过扩大‘北养’来补充‘南猪’调减”。把大部分生猪生产集中在中国北方，然后靠长途运输把生猪送到南方。



据农业部的数据，2017年中国生产的6.89亿头生猪中，有1.02亿头经历了跨省运输。中国东北的辽宁省确认爆发了首例猪瘟之后，这种做法就带来了重大的生物安全风险。（猪瘟极具传染性，虽然不伤害人类，但人能传播这种疾病。）事实上，2018年12月中旬以前报告的87起疫情中，约45%与长途运输有关。可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

在那时，猪瘟的传播仍可以通过准确和及时的报告得到阻止。这想必是中国《动物防疫法》禁止“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动物疫情”的原因。政府的其他法规规定，一旦某个农场发现一头受感染的猪，农场饲养的所有猪都必须扑杀。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中央财政部门只要求向农民提供部分补偿，其余的补偿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据财政部的数据，截止2019年6月底，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累积了至少21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相当于中国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所以即使北京当局指示地方政府“严防死守，坚决防止扩散蔓延”，考虑地方政府对扑杀所承担的财政负担，他们有不报告猪瘟的动机。

在山东省，尽管在2018年8月刚过不久就出现了疑似疫情，而且全省生猪存栏数很快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到2019年2月为止，只有一个农场报告了疫情（涉及17头病猪）。在一些农民说，猪瘟正在广东肇庆失控蔓延的同时，当地政府并没有将问题正式披露。地方政府在回复农民的赔偿要求时，所提供的赔偿金额往往比中央政府规定的要低得多。



结果，养猪户本身也有强烈的遏制因素，不愿报告养猪场的疑似病例。他们可能会悄悄地把死猪丢弃或随便掩埋，避开官方的安全措施。也有恐慌性抛售生猪的现象，农民们拼命想把他们的猪贱卖，不管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猪投机商（炒猪团）走村串户去收购这些生猪，把它们运到其他地方，使猪瘟得以跨越行政边界传播。在中国北方和中部，一些投机商甚至试图故意传播猪瘟疫，用无人机将受污染的猪肉产品空投到养猪场。在引发疫情或至少引发恐慌之后，投机商就能以低价购买生猪，然后将生猪囤积一段时间，等当地猪肉出现短缺，肉价上涨后再出售。

在这种环境下（即第三个问题），就连为确保安全而设计的规章制度也只会加剧猪瘟的传播。例如，政府要求生猪只能在指定的屠宰场宰杀，这种做法本是为了防止病猪被非法（而且可能是不安全地）宰杀，然而却把屠宰场变成传播猪瘟的枢纽：由于受污染的猪被送到屠宰场，它们得以在那里与更多的动物和更多的人接触。

政府声称，“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由于猪肉严重短缺，政府已开始吸引一些农民重新开始养猪。在我哥哥的村子外，一个曾确定要拆除的大型养猪场，在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和低息贷款后，已恢复使用。

像我哥哥这样经营小养猪场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自掏腰包，把自己的养猪场改造成了鸡舍，现在他养了大约400只鸡。养鸡是比养猪赚钱少得多的生意，但也有不小的风险。我问他，“如果明年爆发禽流感的话，你打算怎么办？”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助地、听天由命地咧嘴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