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封城前逃离的武汉人遭受了怎样的经历？

（大中报/096.ca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中国广州，有人在出示身份证后被一家又一家酒店拒绝。有人被惊恐的当地村民驱逐。还有人在向当局登记后，发现自己最敏感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到网上。

这些遭驱逐的人来自湖北省会武汉，在那里，一场迅速蔓延的病毒爆发已在中国造成360多人死亡，并在世界各地引发恐慌。这些人成了中国的“贱民”，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被认为是神秘冠状病毒的潜在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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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试图控制疫情期间，尽管庞大监测网络的人脸识别系统和高端摄像头正日益用于追踪其14亿人民，政府还是转向了它所熟悉的威权技术——比如张起天罗地网，让邻居之间彼此举报。

在武汉求学的大学生哈默·唐（Harmo Tang，音）返回浙江临海老家后，当局花了大约五天的时间联系上他。他说当地官员询问了他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以及从武汉回来的日期等个人信息，当时他已处于自我隔离状态。几天之内，这些信息开始在网上传播，同时还有一份从武汉返回临海的人员名单。

当地官员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几天后，他们在他家门口拉了警戒线，并悬挂了一块告示，警告邻居有一名武汉归来人员住在这里。告示上还有提供线索的热线，如果有人看到他或他的家人离开公寓，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哈默·唐说，他每天大约接到四个来自地方政府不同部门的电话。

“实际上的关怀是没有的，”哈默·唐说。“他们不是关心人的语气，而是带着警告的语气。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当然，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去追踪这种疾病的潜在携带者。冠状病毒的爆发已导致中国部分地区被封锁，令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乎陷入停滞，并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竖起高墙。



尽管如此，随着对偏见的担忧蔓延，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也在呼吁理解。专家警告说，这种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可能会适得其反，进一步损害公众信任，让本应受到筛查和监控的人更深地隐藏起来。

“这个问题我们关注到了，”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上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相信全国各地对武汉人、对湖北人做出这样的标识，比如遇到湖北人及时举报，是极个别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地方会善待湖北人。”
虽然志愿者网络和基督教团体一直在呼吁提供帮助，但许多地方领导人把重点放在寻找和隔离湖北人上。大屏幕和广告牌上，宣传视频和海报警告人们待在室内、戴口罩、洗手。

北方的河北省某县向举报武汉人的居民提供每人1000元的奖励。网上图片显示，一些城镇挖断了道路，或派出人员阻挡外来者。一些住在公寓大楼里的居民用中国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堵住单元门。

在东部的江苏省，当局用金属杆把一户刚从武汉回来的人家的门堵上，隔离变成了监禁。据当地新闻报道，为了获得食物，这家人依靠邻居用绳子把食物吊到他们的后阳台上。



来自武汉的科技从业人员安迪·李（Andy Li，音）与家人一起在北京旅游，由于老家的情况越来越糟，出于对孩子们安全的担忧，他租了一辆车开车南下广东，试图投靠那里的亲戚。在南京，他被一家酒店拒之门外，最后在一家豪华酒店开了一个房间。

在那里，他让全家自行隔离起来，直到四天后当地政府下令，所有来自武汉的人都要搬到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安迪·李说，这个隔离酒店似乎没有做好隔离工作。送餐工人进进出出，门和墙的缝隙都有气流进来。

“他们只是隔离武汉人和南京人，”安迪·李说。“完全不顾武汉人之间是否会相互传染。”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把毛巾和纸巾塞在门缝里挡住气流。

“我不是抱怨政府，”安迪·李说。“政策不能没有漏洞。我自私的只是我担心我的孩子”



在全国各地，地方当局的反应通常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动员，而不是像中国监控政权宣传的那样的技术官僚化，有着数据驱动的神奇魔力。他们还采用北京在2002年和2003年针对另一种致命疾病非典爆发的方法，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远不如现在。

在高速收费站、公寓楼门口以及酒店、食品杂货店和火车站出现了检测发烧的检查站。测体温的人经常不把测温枪凑到离额头足够近的地方，因此读数会异常地低。在西部省份青海，警方正在调查一名涉嫌为了旅行而隐瞒症状的男子，像这样的体温检查完全无法防止这类情况的发生。

当局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可以跟踪身份证——在进行长途旅行或入住酒店时必须用身份证——以此筛查武汉人。然而，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中有关身份证系统的一篇文章呼吁所有受影响的航班和火车的乘客主动上报。

这些行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令生活天翻地覆。今年21岁的贾宇婷是在武汉读书的学生，当她得知在邻村的祖父重病时，她已经回到中国中部的老家18天了——超过了14天的隔离期。在看望他的过程中，她按照当地扩音器里宣传的指示，在当地共产党委员会登记了她的个人信息。



当一名中学老师突然在微信上与她联系、询问她的健康状况时，她意识到自己的信息已在网上泄露，含有这些信息的清单正在被传播。后来，她接到了一名来自家乡城市的男子的恐吓电话。

“你为什么要从武汉回来？你应该在那边待着。武汉狗！”她回忆说。

当局不向她提供任何解释，并坚持认为这种泄漏不会破坏她的正常生活。她去了那个村子三天后，祖父去世了。那里的地方官员立即告诉她的家人，不允许她回到村子里参加葬礼并做最后的告别，而那时距离她从武汉回来已经超过了三周。

她说：“我觉得村里人有愚昧的一面，而且政府没起到作用，反而把这个信息到处泄漏，也不去科普说我没有症状的是怎么样。”她还说没能去安慰祖母让她感到愧疚。

“我跟爷爷特别亲，觉得太不温情，特别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