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美国主流媒体需要改革的话题

（大中报/096.ca讯）：纽约时报媒体专栏作家Ben Smith发表评论文章，2014年8月14日，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韦斯利·劳厄里(Wesley Lowery)从睡梦中醒来，被警察一把按在自动售货机上的脸还在隐隐作痛。他还在想上哪儿找回他那双帆船鞋的鞋带，因为前一晚警察把他扔进拘留所时，把他的鞋带收走了。那天早上8点半左右，他打进了CNN的晨间节目，一位主持人向他传达了来自MSNBC的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的建议：“下次如果有警察警告你，务必赶紧走开，因为外面发生了骚乱，那么，你可能还是照做的好。”

劳厄里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我想邀请乔·斯卡伯勒到弗格森来，别光是坐在洛克30号的办公室里喝着星巴克幸灾乐祸，”他在CNN上说，并描述道，“催泪弹、橡皮子弹往我身上招呼，妈妈、女儿们在哭，一个19岁男孩边哭边跑，把他21岁的姐姐从催泪弹烟雾中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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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4岁的《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情感爆发，在华盛顿惹来一阵白眼。但后来，劳厄里在弗格森成为了一名咄咄逼人的高调明星，他在国家层面塑造了一种不假矫饰的种族不公新视角。六年后，新闻行业几乎没有人再质疑劳厄里的态度：美国警察的残忍和欺骗，更甚于弗格森事件之前许多媒体的报道。

“我对一切的看法都不同了，也永远不会再那么做了，”在谈到2014年与劳厄里的对话时，斯卡伯勒这样告诉我。“我应该闭上嘴。”

历史瞬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开始和终结，但报道民权抗议的新方式，就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本身一样，在弗格森的街头得以整合成形。近距离以最直接的方式目睹白人权力建筑对贫困黑人公民的暴行，塑造了一代记者（大部分是黑人）回到编辑部后对自己这份工作的态度。

而在2014年，他们有了Twitter这个强大的渠道。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抗衡他们的编辑部的砝码，多年来，编辑部一直想在一个不成文规则下聘用黑人记者，那就是他们得对种族主义保持缄默。

如今，美国在始于2014年8月的汹涌浪潮中挣扎，那些规模最大的编辑部正试图在说服尽可能多的受众，让他们相信其报道中立的传统，和那些认为只有明确的道德呼吁才能公正对待从种族到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等问题的记者之间寻找共通点。

最近几天，这种冲突演变为对《纽约时报》的公开抗议，导致报社评论版主管编辑在周日辞职；《费城问询报》的执行主编因“建筑物也很重要”的标题辞职，并引发了其手下员工的愤怒；《匹兹堡邮报》也是如此。而劳厄里今年早些时候的离职成为《华盛顿邮报》员工们默默忿懑的话题，几个月前，由于在Twitter上发表了自己对种族、新闻和其他问题的看法，该报执行主编马丁·巴伦(Martin Baron)威胁要解雇劳厄里。

劳厄里告诉我，他认为新闻机构的“核心价值应该是真相，而不是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而他的观点已经获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很多都关于如何对种族问题进行报道。Twitter上的激烈批评使“充满种族色彩”这样的委婉说法被摒弃了。大型媒体逐渐尴尬让步，开始更自由地——特别是在描述川普的行为时——使用“种族主义者”和“谎言”之类的词。上周，在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呼吁军队进入美国城市的观点文章激怒编辑部之后，时报承诺对评论版进行改革。



他们举起了手
18岁的黑人小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Jr.)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后，抵达弗格森的记者团的肤色，比美国大多数编辑部都要黑。这不是偶然，许多记者都主动提出要报道这则最先在Twitter上展开的新闻。作为刚上手的国会记者，劳厄里问他是否可以参与《华盛顿邮报》枪击事件余波的直播博客报道，结果却走上了街头。当时27岁的亚米切·阿尔辛多(Yamiche Alcindor)在Twitter上看到新闻，“认为《今日美国》应该去现场报道这件事”，就请求前往。当时35岁的阿基拉·约翰逊(Akilah Johnson)是《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她在邮件里告诉自己的编辑，“一座美国城市正在燃烧”，于是她也被送上飞机。35岁的克雷格·梅尔文(Craig Melvin)是NBC通讯记者，他请求老板说，“教练，让我上场。”当时27岁的伦伯特·布朗(Rembert Browne)是体育和文化网站Grantland的撰稿人，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酒吧里刷手机时，他突然觉得“我想做点什么”，就买了一张机票。

“有大量黑人记者——大多数是年轻人——都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种族问题历史和警察暴力历史，”《纽约客》的杰拉尼·科布(Jelani Cobb)说，他曾在弗格森警察总部附近的酒吧庆祝45岁生日，在场记者中他是元老级。

他们的发现令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失去亲人的愤怒市民有时会将怒火引向媒体，而警察的装备仿佛是要上战场。

“在美国居民区看到穿着防暴护具的警察，手持半自动武器坐在装甲车里——看到他们不把黑人当作公民、纳税人和值得保护的人，而是接近某种敌方战斗人员，真的太超现实了，”埃琳·海恩斯(Errin Haines)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当时在Fusion做记者，现在是The 19th的特约编辑。

8月18日，在经历九晚骚乱后，弗格森警方实施了一项规定，要求抗议者不能只是在一个地点集会。于是，阿尔辛多说，她只能不停走动，采访和她一样疲惫不堪的抗议者。

“我不停打转，后来才意识到这个规定根本是违宪的，这改变了我对报道的看法——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质疑一切，包括我们的报道原则，”阿尔辛多在采访中告诉我，她曾是时报记者，目前在PBS的节目NewsHour担任白宫通讯记者。

警察很少会区别对待媒体及媒体所报道的对象。“他们根本不觉得我和抗议者有任何不同。我被到处推搡，警察拿枪指着我，就跟指着其他人一样，”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回忆道，他是BuzzFeed新闻派往弗格森的记者，目前在Slate担任撰稿人和播客主持人。



编辑部的新压力
在弗格森学到的一些教训——关于种族和黑人记者的特殊经历等等——延续到了下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川普上台，他充满偏见的语言和策略打破了常规。其他记者也加入了黑人记者的行列，要求在编辑部里和Twitter上报道总统时使用更直接的语言，少一些顺从。

上周，这种模式仍在延续，时报员工掀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公开谴责科顿撰写的专栏文章。公司内部组织“纽时黑人”(Black@NYT)的成员们在一个新的Slack频道组织了这场运动，并一致同意拿出一份精心起草的回应。他们表示，科顿的专栏“危害”到黑人员工，其中一位参与者透露，这种措辞意在“专注于工作”和“避免被解读为极端党派化”。周三晚上7点30分左右，也就是在那篇专栏发布几小时后，时报员工开始在Twitter上发布科顿文章的截图，大部分都附上了类似的话：“发布这篇文章将使@nytimes的黑人员工处于危险之中。”纽约记者工会(NewsGuild)后来告诉时报员工，这种表述是受法律保护的言论，因为它关注的是工作场所的安全。“（那篇专栏）并不只是观点，它感觉就很暴力——是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行动号召，”一位工会活动人士在谈到科顿的专栏时说。

一位记者与我分享了时报员工写给出版人的一封信，信中说，科顿传递的“讯息危害到我们的工作——不管在编辑部还是在评论版——也是对我们为公众利益进行报道的道德和准确性标准的侮辱”。一位记者工会发言人表示，有1000多名时报员工在信上签名，但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被公开或在内部分享。

这场抗议奏效了：报社陷入了内部危机，出版人A·G·苏兹伯格(A.G. Sulzberger)决定，不能再让贝内特担任评论版负责人，因为该版面一再出现激怒编辑部的失误。

贝内特承认，在那篇专栏发表之前，他并没读过，而时报上下都认为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周五，他在与近4000名员工的视频会议上说，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对于“一些想法乃至是危险的想法，正确的做法是将它们放到我们的平台上，让公众监督和讨论，这是最好的方式，即使是危险的想法也是可以摒弃的”。但他说，他现在会自问，“这样做到底对不对？”（贝内特拒绝与我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在同一场会议上，时报高层对员工的公愤表达了感谢，而当天晚些时候，时报在科顿的文章里附上了编辑笔记，称文章内包含“未经证实的”主张，其语调有“不必要的严厉”，而它根本不应该被发布。

虽然对科顿的文章感到愤怒的人主导了Twitter和Slack上的讨论，占据了上风，但一些员工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表示不认同这一决定。



“强大的报纸和强大的民主制度不会回避多种声音的存在。这篇文章显然具有新闻价值，”时报资深记者、体育专栏作家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在Twitter上写道。他还称那篇编辑笔记是“一次难堪的原则退让”。

时报的斗争尤其激烈，因为苏兹伯格现正在考虑执行主编人选，以在2022年取代届时年满66岁的迪恩·巴奎(Dean Baquet)。竞争此位置的候选人代表了时报的不同愿景，而贝内特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特定的普世政治体制。但科顿带来的灾难显然危及了贝内特的未来。上周四，备受推崇的周日版商业编辑尼克·萨默斯(Nick Summers)在一次谷歌环聊会议中表示，他不会为贝内特工作，他得到了聊天窗口里许多同事的赞同。

员工对苏兹伯格和巴奎的公开施压还会持续多久，目前尚不得而知。1969年至1986年执掌编辑部 的A·M·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在此前的一段社会动荡期中十分小心，对于那些他认为偏向激进左派的记者使用高压手段。他的墓碑上刻着“他让报社走在正道上”。

苏兹伯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知员工们，本内特已经辞职，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不要将此举理解为一种根本立场的转变。他指出，罗森塔尔主持的新闻编辑室远不像现在这么多元，而且是专注于为纽约人报道纽约。

苏兹伯格说：“这一次，我们搞砸了，但打着‘我们要让报社走在正道上’的旗号而不去认错，只会招来更多的审视。”

周五，他在另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我们并不是要放弃独立性和客观性原则。在人权和种族主义之类的问题上，我们不会假装客观。”

但是，在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新闻驱动下，主流美国媒体正在经历一场转型，这种新闻的记者更愿意说出自己认为的事实，而不必担心疏远保守派。现在这种转变已不可逆转。政治、文化以及这种新闻的商业模式——越来越依赖愿意为内容付费的忠实读者，而不是朝三暮四的广告客户——同样在推动变革。



这种转变对于劳厄里在《华盛顿邮报》的职业生涯而言为时已晚。在弗格森事件之后，他提议建立第一个国家警察枪击事件数据库，以从中吸取教训，他担任该项目的首席记者。该项目使邮报获得了2016年的普利策奖。在行业内外，他都被看作是年轻有为、雄心勃勃、桀骜不驯、才华横溢（虽然通常是白人男性）的记者的原型，他在美国报界迅速崛起。

但正如马克思·塔尼(Max Tani)今年早些时候在Daily Beast上所写的那样，对于那些在Twitter和电视上挑战了底线的记者，巴伦比其他编辑部负责人要更敏感。（在《纽约时报》，社交媒体政策的执行，通常就只是由编辑发出一封被动的具有攻击性的邮件，然后就不了了之。）劳厄里说，在Twitter回击一名批评他的弗格森报道的共和党官员后，他被巴伦训斥了一番。

到了2019年，这位执行编辑觉得已经收集了不少在他看来不妥当的例子，其中有劳厄里发推嘲笑某个华盛顿读书会的参加者是“堕落贵族”，还有一条批评了《纽约时报》关于茶党的报道。

在去年9月的一次气氛紧张的会面之后，巴伦递给了劳厄里一份用刻板、傲慢的人力资源式语言写的备忘录。

备忘录说，劳厄里“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违反了《华盛顿邮报》的政策，并损害我们新闻完整性，因此未能履行工作职责”。

“我们需要看到以上概述的不恰当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立即停止。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纪律处分，甚至终止雇佣。”



劳厄里回了一篇备忘录，逐项反驳，指出具体错误，并辩称其中一次他参与的“正好是我报道的话题——美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但六个月后，劳厄里离开邮报，加入新的流媒体平台Quibi上的《60分钟》(60 Minutes)节目。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除非你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才会觉得我去其他地方工作不是因为《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在他的办公室里斥责我，让我另谋高就”。

不过，他仍然拥有Twitter。周三，他发推表示已取消时报的订阅，并要求贝内特辞职。第二天，他宣布了一些重大消息：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和阿尔·夏普顿牧师(Rev. Al Sharpton)将在华盛顿领导一场全国游行，以纪念1963年的民权游行。

“美国人那种没有立场、迷恋‘客观性’、追求均衡的新闻是一场失败的实验。”他发推谈到《纽约时报》的失败时说。“我们需要重建行业，让它在清晰的道德观下运转。”

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采访过的邮报记者们说，他们希望劳厄里仍在报社，为该报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突发新闻。

“当一个组织失去了像韦斯利·劳厄里这样才华横溢、坚定地致力于真相的记者时，它的领导人需要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全国政治记者费利西娅·桑梅斯(Felicia Sonmez)说。“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记者，而不是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