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商界的友情远不如从前

（大中报/096.ca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多年来，美国大公司一直是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力的可靠盟友。而现在，尝到苦果的美企立场变得强硬，失去制胜法宝的中国也更强调依靠自己。

当川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时，中国领导人颇为惊讶。他们之前一直在重点围绕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胜选的前景做准备。他们立刻联系了他们在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可靠盟友，即那些美国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及其贸易协会，试探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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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到的反馈令人不安：川普让人琢磨不透。民粹主义呈上升趋势，美国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也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美国新的领导人。私底下，许多北京昔日的大企业盟友后来会支持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只是他们不同意提高关税的策略。

“中方认为美国政府是被银行家和大企业家掌管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去找他们的原因。”在中国工作多年的商业顾问和中国美国商会负责人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

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一个制胜法宝，但现在不管用了。不仅是因为白宫发生变化，还因为北京当局与美国企业之间关系逐渐紧张。下行趋势漫长而艰辛。

时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1994年飞往北京就人权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总理李鹏不屑一顾。李鹏告诉美国官员，高盛和其他美国大公司已经告诉他，他们正在游说克林顿政府，使其让步。李鹏认为他们能占上风。克里斯托弗多年后说：“他基本上是敢说‘尽管取消我们[贸易权]，看看谁输掉中国。’”

美国商会常务副主席迈伦·布里安特(Myron Brilliant)表示，当国会2000年要对一项有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法案进行投票时，大公司们为了使其通过，花费了1亿美元进行游说。布里安特计算得出，这比之后公司用于所有国会贸易斗争相关的费用加起来还多。很多公司都希望参与游说活动以获得北京当局的认可，其中有25家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冗大的管理委员会。

但数年来这种伙伴关系恶化了。对于许多美国公司而言，中国并非他们原先设想的满地黄金。家具、自行车和其他低端技术制造商首先尝到苦果，他们意识到在2000年代初，他们的中国供应商通过直接向美国零售商销售而变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2008年华盛顿方面敦促中国抗击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大幅增加刺激性支出，之后轮胎、钢铁、玻璃和其他大宗商品充斥市场。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增加，破坏了美国中西部和东南部的工厂城镇的格局，这些城镇后来成为民粹主义反弹的中心。

中国的庞大市场也不足以抵偿那些支持中国的公司遇到的困境。被说客们称为“Rump集团”波音(Boeing Co.)、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等10家公司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为中国加入WTO进行游说。其中的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已经破产；同在其中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在2008年几乎拖累了全球经济，不得不接受政府救助；第三家伊斯曼·柯达(Eastman Kodak Co.)成为了空壳公司；第四家是摩托罗拉公司，它被拆分为两家公司，其中一家卖给了中国公司，另一家则起诉一家不同的中国公司，指控其窃取技术。

中国逐渐自信，迫使外国高科技公司交出知识产权，并为这些公司的中国国有竞争对手提供巨额补贴。许多美国公司都认可日本川崎重工有限公司的类似抱怨，即中国铁道部和国有企业都在利用川崎重工的技术来成为其在高铁项目上的强大竞争对手。

到2014年，中国美国商会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对他们在中国未来两年的前景表示乐观，这个数字约是2008年的一半。2015年一项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中国发展计划引起了关注。该发展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在10项重要科技领域力求主导市场的战略，外国公司则认为要实现这些战略只有通过大量补贴和窃取技术。

“在中国规划一条道路或一个发电厂是一回事，”中国欧盟商会负责人乔尔格•伍克(Joerg Wuttke)说。他同时表示，告诉全球公司他们的市场份额将因为中国公司入侵而减少则是另一回事。伍克组织了相关人士对上述计划提出反对意见。



川普上任时，中国领导人像以往一样向美国企业寻求政治帮助，但得到的回应与克林顿时期不同。时任中国反贪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信赖的盟友王岐山召集了美国公司CEO们参加他所谓的非正式老友聚会，在会议上他没着西装也没打领带，而是穿了中式小立领夹克和软底鞋。

2017年底，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拜访了王岐山，凯雷是一家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的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川普是个例还是趋势？”王岐山问鲁宾斯坦，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在旁边做着记录。鲁宾斯坦对他说：“川普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项指标。”

最初，中国领导人以这是纯抱怨为由驳回了美国的反对。他们认为美国企业仍在中国投资并赚了很多钱。美国人需要学习如何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开展竞争。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许在中国所谓的容易挣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或将永远消失。

中国巨大的市场不再足以保证商界的支持，尤其是习近平主席越来越多地对经济发展做出指示。

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巨幅上涨，但随后出现灾难性地暴跌，使得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得到了巩固。在一次闭门会议上，他明确表达了对他手下的有关部门处理市场问题的不满。《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用他的画像做了封面，画像中他双手托举，徒劳地试图想要托住暴跌的中国股指。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对下属表示他不想上这种封面。他说：“多亏你们，我才上了那个封面。”鼓吹市场重要性并主管证券市场的官员听到他的这番话后当场脸色苍白。几个月后，这名官员就被解雇了。

当年晚些时候，全球投资者见证了一个简短的中国实验，政府尝试让汇率更自由，但却对人民币造成重击，最后导致中国央行搁置了所有其他优先事项，专攻人民币升值。习近平认为，市场失败了，而国家该出手相救了。

当川普采取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关税措施时，中国领导人试图与反对关税的美国CEO们达成共识。北京当局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方法。

2018年5月，现升任中国国家副总理的王岐山再次邀请首席执行官与他会面。这次会谈的场面并不太友好。他向企业家们讲述了中国军事家孙子的故事。他告诉他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根据与会者的描述，王岐山还提到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更为坚忍、而不会让步。他传达的信息是：让你们美国政府让步。



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包括高盛集团和凯悦酒店集团在内的20个主要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习近平敦促他们帮助让美国政客放宽对中国的限制。他警告说，如果失败，他们可能会在贸易战中受损。根据与会人士的描述，习近平在会上说：“在西方，你们的想法是如果有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另外一边脸转过去给他打。”“但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会反击。”

而对于那些未与中国有摩擦的国家，他们的公司则会享受优待。习近平说：“一扇门关上，另一扇门打开。”他使用中国领导人常用的婉转言语提出了相当直接的威胁。与会者说，在会见结束时，习近平对美国的沮丧情绪爆发了。“我们尊重你们的民主制度，”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尊重我们的？”

到2018年9月，从美国企业传递到中国的“必须作出改变”的信息已经非常明确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曼哈顿中城的会议室会见了一批美国的企业名人。

这名中国外交官将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川普政府。与会代表说，不止一位首席执行官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对中国未兑现的承诺感到沮丧。Visa Inc.的首席执行官阿尔弗雷德·凯利(Alfred Kelly)注意到，中国再次保证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其电子支付市场，这是北京自2001年以来就做出的承诺。

据与会人士透露，凯利说：“什么都没发生。”“当内阁官员问我们现状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不一样的。”

美国商会(U.S.Chamber)、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和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这三大主要美国公司贸易团体，经过不懈的努力、花费大量财力帮助中国加入了WTO，但他们现在公开提出要求政府施压以敦促中国作出改变的议案。

去年习近平的最高国际经济目标是让美国取消关税，但在该问题的决策上，美国公司对白宫的影响并不大。总统最亲密的经济助手们说，贸易是川普对自己的判断最有信心的问题。他们说，川普看待贸易和关税问题，犹如里根看待减税问题。里根确信减税是刺激经济的正确举动。而川普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关税，他认为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双赢。



企业反关税的相关工作涉及两个不同的组织。其中一个由农场业者组织领导，另一个是由零售商、科技团体和制造商组成的。两组人都以“关税伤害美国腹地”(Tariffs Hurt the Heartland)的名义协同工作。

组织者认为，考虑到川普对美国农村的政治依赖性，白宫更愿意倾听农民的声音。2018年，他们花200万美元购买了3则30秒长的电视广告，这些广告在福克斯新闻、“Fox & Friends”，“Lou Dobbs Tonight”等节目和他们认为总统会观看的其他有线电视节目中播出。这么做没有造成很大的改变。两国于2020年1月签署一项有限贸易协议，美国继续对中国出售给美国的四分之三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白宫目前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领先的中国科技公司上，指责电信巨头华为技术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最近美国还试图切断华为与计算机芯片供应商的联系。华为竭力否认这一指控，但北京方面不再指望美国公司能有效游说政府熄火。

中国反之更强调靠自己。中国大型国有电信运营商禁止长期供应商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 Inc.)竞标网络设备合同，并把订单转向华为。“我们没被邀请参加竞标，甚至不再被允许参与了，”思科首席执行官查克·罗宾斯(Chuck Robbins)在2019年8月对分析师说。

中国也开始从其他方面削弱美国公司的影响。北京当局的“安可项目”旨在消除中国政府机构、电信公司和电网中使用国外的硬件和软件。“安可”是“安全可靠”的缩写，意思是安全且可控的。根据该项计划，政府和基础设施运营商必须立即将一定比例的采购份额分配给国内技术提供商，从2019年的30％，到2020年再增加50％，直至2021年囊括剩下的20%，这就是所谓的“3-5-2”原则。

截至2019年底，已有180多家中国计算机芯片、电子产品、软件及其他IT产品和服务生产商加入了这个中国产品采购项目，并帮助政府起草政策指令并执行该计划。

无论今年谁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安可项目和其他类似项目都会继续推进。这标志着优先事项会有长期的变化，北京不再依赖美国公司作为其盟友来赢得和华盛顿抗衡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