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26)

一个是在抄家是发生。1968年7月31日晚，新宾镇干部群众在南桥头将居民熊世伦斗打致死。有人怀疑熊家有枪，遂以纠察队去抄家。但熊家拒不开门，并向门外掷了一枚自制手榴弹（未爆炸）。当地驻军某部队师长董永兴闻讯，即亲率两个班部队包围熊家，于次日凌晨三时发起冲锋，手榴弹、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将屋内二男一女全部打死。虽然没搜出什么枪枝，但熊家胆敢抗拒，罪不容诛。为杀一儆百，将三具尸体拖到南桥头陈尸示众。（据《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7页所载，董永兴师长率领的兵力有四个排、四挺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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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是同日芦墟区中兴公社举行批斗大会，死亡名单上的农民吴日生拒绝到会，并闭门执刀。芦墟区武装部部长赖增杰闻讯后立即提手枪率民兵将吴押到会埸进行批斗。据凶手吴日逊供，在批斗中，他就用菜刀割掉吴日生的耳朵（这把刀是赖部长到他家抓他时，吴用这把刀反抗，就一起缴过来的）。斗打以后，由持枪民兵押4名被批斗对象到新桥头，当到石鼓潭时，吴日生就跳下去，想逃走，凶手吴日逊立即跳下去抓他起来，押送到新桥头。押送吴日生到新桥头，就推他下江去，用石头砸他，正砸他时，吴日生的妻子韦清才背着一个小孩，后面又跟着其它的两个小孩一起，这样一家四口一同被打死（一个小女孩重伤没死）。据另一案卷记述，吴妻扑丈夫身上，大声哭喊道：“生同生，死同死”！大女儿吴来英（八岁）背着二弟（三岁）拉着大弟（六岁）亦随母扑到江边。这一惨案，被当地群众称为“四尸五命六含冤”。（五命：吴妻尚有七个月身孕。六含冤：大女儿重伤昏迷未死，次日被人发现悄悄背走。）

这最初的两起柔弱的反抗被严酷镇压下去之后，宾阳再无任何以卵击石的行动。当时气氛之恐怖，不仅无人收尸，连家属亦不敢一哭。武陵乡一女哭夫，背上背的幼子被扯下掷地，用铁锹活活铲死。说她同情阶段敌人，便将其打死。

乱打死人之初，群众不知道怕，连看热闹的小孩都不懂得怕。直到后来尸横满城，汽车停驶，将桂南这一重要公路枢纽交通断绝，直到宾阳城浸入了血泊，人们才懂得了害怕。



尤其一入夜，便行人绝迹。杀人的，被杀的，家家关门闭户，毛骨悚然。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恐怖如天罗地网笼罩了宾阳民众，无人得以逃脱。

数日采访使我想起文革初北京的“红八月”，都是毛泽东之煽动；都是当权者支持；都是执法者协助；都是来势汹汹向“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都是在数日之内即令被害者精神崩溃，丧失一切反抗意识……。京都之地的“红八月”大屠杀和边陲之地宾阳大屠杀何其相似！

这次宾阳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屠杀，使宾阳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广西全区名列榜首。具体来说，在那短短11天时间内（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2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工人27人，集体职工75人，教师87人，农民、居民2441人。抗日战争时期，全县被日军杀害的群众300人。解放初期，剿匪镇压土匪300余人。可是在文革中，眨眼之间竟然将远远高于战乱时期13倍的人民私刑处死！

打死的最多的一批有34人，采取的手段有枪决、刀剌、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手段十分残忍。有三家（三兄弟）全部男性10人都被打死；有170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14户被斩草除根，全家灭绝。一家被杀害两人以上的有191户，435人。



在李增明书记帮助下，我先后采访了县法院王院长、受党纪处分干部黄华山（宾阳中学红卫兵骨干，曾亲自参与杀害四位宾中教师及九名武斗战俘）等。综合他们的谈话，就是宾阳乱杀人的根据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1983年，宾阳县党政当局对文革期间被无辜杀害和被迫害致死的3951人全部平反昭雪，并以县政府名义给死者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对杀人凶手如何处理？翻开案卷畤，我随手记下两例：黄永清，原大桥区丰州公社党支书，组织杀人33人，判有期徒刑七年。莫天茂，原县宣传队驻同礼公社工作组负责人。刑讯逼供，制造83人的「反共救国军」假案（仅活十余人），并亲自组织、指挥杀人若干，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全县仅判刑56人，其中只一人被判死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