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会发生些什么？

（大中报/096.ca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许多人把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上周发表的演讲比作对中国的冷战宣言。蓬佩奥说，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盛行的“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不可行。“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他接着说，“自由世界就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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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的演讲清楚地表明，近几个月来，由于在领土主张、知识产权、贸易、新冠病毒、间谍指控和香港镇压等方面引发的外交制裁和反制不断升级，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已跌至最低点。（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似乎对关系紧张没起太大作用。）

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和麦思理(Steven Lee Myers)解释说，这些敌对交锋的综合效应可能会成为川普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遗产：“让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在重大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根深蒂固。”



但这种对抗看上去实际上是什么样呢？以下是人们对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可能会发生什么的看法。

冲突看上去不会像上一次的冷战
用冷战的旧观念无法阐明现有的美中关系，只会让其更加模糊不清，理查德·丰塔涅(Richard Fontaine)和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界定当初冷战的是北约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对立。他们指出，两大阵营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往来，战略地区的不结盟国家也相对较少。如今的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都与美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安全和经济联系。就连蓬佩奥在上周的演讲中也承认：“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

美中双方本身也纠缠得很深，比美国与苏联曾有过的联系紧密得多。巴黎政治学院的国际史教授马里奥·德尔·佩罗(Mario Del Pero)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美中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全球化的产物，也一直是推动全球化的力量：美国依赖中国来充当美国的制造工厂、购买美国债务，中国依赖美国来吸收中国的出口、让几十万中国学生接受大学教育。“这种相互依赖如今界定了美中关系，而且深刻揭示了这些联系有多么特殊和坚定。”

结果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和得到解决。正如德尔·佩罗指出的，让冷战打下去的“相互保证毁灭”威胁在当前这场冲突中不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指出，中国是一个比苏联更老练的竞争者：“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进的技术；中国经济远不是一个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或是那种界定了苏联最后几年的摇摇欲坠的指令性经济。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任何对抗都不太可能会像冷战那样，以一个国家的和平崩溃而结束。”



冲突的代价
由于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紧密联系，让它们脱钩将是代价非常高昂的事情，纳撒尼尔·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是的，美国人使用中国生产的iPhone和个人防护设备，但美国人上的大学经历了几十年的投资不足，也要靠中国学生支付全额学费才能维持下去。

“如果‘脱钩’继续下去，那么可能会需要联邦政府为基础研究——以及美国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填补这一缺口，”塔普林写道。“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税收，以及对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才更热情的移民政策，以弥补潜在的中国人才回流。最终，美国消费者需要做好准备，为享有一个安全而多样化的供应链掏更多的钱。”

将美国的供应链多样化的过程将是漫长和困难的，汉普夏学院(Hampshire College)的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荣休教授迈克尔·T·克莱尔(Michael T. Klare)在《国家》杂志上写道。虽然目前由中国工人完成的工作可以转移到墨西哥、泰国或越南等其他低成本制造中心，但他预测，这种转移会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他写道，在短期内，“冷战加剧的第一个后果可能是，从新冠病毒导致的经济崩溃中复苏的速度可能比预期要慢。”

冷战可能容易变成热战
不难想象经济冲突转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克莱尔还说。现状是，美国和中国的军舰经常在南海有争议的水域相遇，有时距离近到危险的程度。“随着这类事件增多、以及紧张局势加剧，”他写道，“涉及一方或双方出现死亡的严重对峙的风险肯定会增长，可能会为一场全面军事对抗提供导火索。”



目前还不清楚哪个国家会在这种对抗中获胜，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写道。他写道，美国海军已陷入一种堕落状态，被腐败和无能削弱，而中国海军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55%。“如果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的某个环礁发生事件后真打起来的话，”他问道，“我们有信心打赢吗？”他说，这是一个拜登政府也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南海的扩张主义不是在川普上任时开始的，也不会在川普离任时结束。

确实很热
中美之间打冷战可能会危及可以说最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的问题：气候变化。正如陆恭蕙(Christine Loh)和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去年在《时代》周刊上所写的那样，气候变暖可能会造成移民、水资源供应、粮食生产和极端天气的危机，“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每年都将增长，并将压倒所有其他现有的安全担忧”。他们说，美国和中国不仅在这些危机面前都脆弱，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也都有防止这些危机的特殊责任。

承担起这种责任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合作，而不是零和竞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中心的国际安全研究员雷切尔·埃斯普林·奥戴尔(Rachel Esplin Odell)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组件、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的生产国、出口国和投入使用国，也是世界上在可再生能源研发上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如果目标是尽快、尽可能多地将清洁能源投入使用的话，限制进入中国市场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奥戴尔在Twitter上写道。

正如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负责研究与政策的副所长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去年在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所写的：“美国人民可以与专制的中国共存。他们不能生活在一个不适宜居住的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