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给了我力量”

由于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于对台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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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了之后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征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么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于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于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战后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于是和战后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20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后，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后，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30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于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么。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于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后，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于“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后，“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后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后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于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着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于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很多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于不忍心看着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着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于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着《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后，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后，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着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后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于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着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着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后，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后，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着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后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彭明敏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后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着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后终于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后，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里根，在上任二个月后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特里萨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于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后，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于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着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于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于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营这次输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营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后要做些什么，赢了以后要做些什么。”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它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么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着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作者注：这是我当年写的一组文章，虽然后来某些观点有所转变和调整，但总体来说没有大的改变。藉此重发（保持原文）悼念李前总统。我在自己推特和脸书上说：李登辉前总统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取消黑名单，废除戡乱条款，推动总统直选。他坚定反共，曾说台湾是小辣椒，中共吞下就辣死。他曾授权我写他最后一本传记，所以曾多次采访他及妻女朋友等。李登辉虽还有一定的党国思维，但重要的是，他有民主想法和胸怀，推动台湾民主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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