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来，加拿大的抗疫表现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

 

 

（大中报/096.ca讯）加拿大国家邮报上周发表了一篇Chris Selley的观点文章。他发现加拿大跟美国相比，抗役表现较好。但是跟德国等国家相比，就不尽人意。

 

上周三，美国在线新闻网站Vox发表了一篇报道，探讨如果美国的COVID-19死亡率与表现更好的发达国家相当，那么今天可能有多少美国人还活着。隔壁的加拿大被点名做为标题：“如果美国的COVID -19死亡率跟加拿大相当，那么今天可能会多活10万美国人”。

 

在加拿大，人们不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头条新闻。大多数加拿大人似乎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国家表现相当不错的概念。根据Léger Marketing为加拿大研究协会进行的每周民调显示，自3月以来，对联邦政府在COVID-19对策上的满意度一直在70％的之间波动，对省政府在COVID-19对策上的满意度一直在75%至85%的之间波动。

 

政治学家对“团结聚旗效应”（ rally-round-the-flag effect）理解得很透彻。在危机期间，特别是在国际危机期间，人们往往会支持自己的领导人，而不管他们之前的感受如何。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都从中受益，加拿大这里更是如此。根据Angus Reid研究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今年2月至5月，疫情最严重的魁北克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的支持率上升了19个百分点，达到77%；总理特鲁多的支持率上升了21个百分点，达到54%；安省省长福特的支持率飙升了近40个百分点，从31%的惨淡低点上升到69%。

 

但是，自从6个月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以来，现实情况是：加拿大领导人几乎不应该得到任何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肯定。作者认为事实上，加拿大的表现并不出色，根本没有理由让加拿大人感到满意，更不用说用掌声鼓励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了。

 

加拿大因疫情死亡的人数超过9000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安省和魁省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借用VOX的方法，如果加拿大和德国的COVID -19的死亡率相当，即每百万人中有112人死亡而非242人，那么今天会有近5000名加拿大人活着。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在3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德国的死亡率仅排名第20位。如果加拿大的死亡率达到了斯洛伐克每百万人仅7人死亡的优秀水平，除了纽芬兰省和拉布拉多省（6人）、新不伦瑞克省（3人）和爱德华王子岛省（0人），那么只有265名加拿大人会失去生命。

 

如果安省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死亡率在3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28位，即倒数第九名， 魁北克的死亡率将排在第36位，即倒数第二名。

我们还不知道成功和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或政策。我们知道的是，在3月11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随着COVID-19在国外开始泛滥流行，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向政府和公众保证，加拿大的风险很低，我们的准备工作是有条不紊的，特别是在安省，2007年Archie Campbell法官对2003年多伦多爆发的几乎是灾难性的SARS疫情的报告提供了专业信息。报告发现安省普遍存在准备不足和组织混乱的情况，并就使用个人防护设备预防新型疾病的问题发出了重要警告：“减少风险的合理努力不需要等待科学证明”。

 

后来加拿大人才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栽跟头之后才知道Campbell报告的预见性。

 

随着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从国外回国，正如特鲁多所强烈敦促的那样，联邦管制的机场既不能处理大量的人群，也不能处理与疫情有关的基本任务，如向回国者传达当地公共卫生建议和命令。阿尔伯塔省省长Jason Kenney 亲自到埃德蒙顿国际机场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很快就有些好转。但是，当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HC）向回国旅客分发的印刷品建议却是诡异地冗长复杂，甚至忽略了“在去自我隔离的路上，不要停下来去超市”等基本的关键规则。这些错误是令人震惊的。

 

当时的几周，联邦卫生部长Patty Hajdu坚持认为关闭边境只是徒劳无益。首席公共卫生官员谭咏诗（Theresa Tam）甚至暗示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所禁止的。然后，在3月15日（周日）晚上，一切都变了：渥太华突然宣布加拿大边境将对大多数国际旅客关闭。无论这是否能给人们带来信心，但都证明之前的决策有失误的成分。

 

在渥太华，正好在一线卫生保健工作者个人防护设备（PPE）从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得到缓解之时，口罩的建议才从“可能有害”变成了“可能是个好主意”。 仅仅过了几周，在无症状传播成为众所周知很久之后，“看在上帝的份上，戴上口罩吧”才成为一种常态。在安省，人们何时应该接受检测的标准似乎每天都在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标准似乎是为了适应极其有限的供应和预留的周转时间而制定的。

 

这些信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与其他任何事情无关。而糟糕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健保组合的范围。

 

联邦自由党曾提出了立法试图任命特鲁多执政至2021年12月31日，后来在抗议声中狼狈撤回。CBC试图取消所有的地方电视新闻节目，却在公众的反感中慌忙改变最初的想法。

 

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多伦多拒绝为被关在市中心的居民提供更多的空间，认为关闭没有交通的空车道，用于健康的、保持社交距离的娱乐活动将鼓励人们进行社交，可能导致疯狂的狂欢行为。与此同时，加拿大首都的执法者们发起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恐吓运动，几乎所有敢于离开家门进行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的人都会受到制裁：独自练习自由投球、遛狗、和儿子一起踢球。

 

然而，在保健方面，无法挽回可怕的失败：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的许多长期护理中心，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脆弱和人员不足的系统中，崩溃的恐怖场面甚至需要派驻军队。这两个省的政府都刚刚上台，没有人相信他们要负全责。但是，他们肯定不应该因为没有解决他们前任的问题而获得额外的支持率。

 

现在，随着孩子们陆续返校，我们看到了转折点：虽然更多的加拿大人对政府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赞赏有加，但当孩子们和老师们按照这些政府提出的计划返回学校时，许多人似乎过于忧虑可能会发生什么。尽管世界各地的学校重新开学都比较顺利，但阿尔伯塔省、卑诗省，尤其是安大略省的一些新闻报道似乎对不明的预期深感不安。民意调查支持了这种焦虑感。

 

魁北克人，或至少是讲法语的魁北克人，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反例。即使是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许多周的现在，魁北克省的人均活跃病例仍比安大略省多。尽管如此，魁北克人的压力似乎要小得多。Léger最新的每周调查显示，75%的人同意当地教育局关于面授和网授的决定。在安省，这一比例仅为44%；在卑诗省，这一比例更低至38%。

 

魁北克省的返校模式在社交距离方面没有什么更令人信服的地方。与安省不同的是，它没有规定学生在课堂上戴口罩。此外，与安省不同的是，魁省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到校当面授课，除非他们有医生开具的病假条。这在安省是不可想象的。

 

焦虑的差距有一些合理的原因。Léger副总裁Christian Bourque指出，蒙特利尔以外的许多魁北克小学生在5月份回到学校继续面授上课，且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他回忆称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人谈论疫情。他怀疑许多魁北克人都在想：“反正5月份没事，9月份应该也没事”。

 

加拿大研究协会主席Jack Jedwab认为，讲法语的魁北克人比其他加拿大人更多地将COVID-19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异类：先是认为是发生在中国或意大利的事情，然后病毒在魁北克扎根时，又认为疫情是发生在长期护理院的事情。Bourque和Jedwab都认为，省长Legault做得很好，一方面没有试图推卸陈旧制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没有让疫情传播更广泛的恐惧。

 

Jedwab 表示尽管魁省感染率很高，但省长Legault在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都不停地提到绝大多数病例和死亡率都是在老年人护理中心发生的。Jedwab 认为情形虽然可怕，但省长强调这不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疫情传播仅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

 

Bourque 怀疑民族性格特点在此时起了作用。他认为讲法语的魁北克人“倾向于不像其他加拿大人那样瞻前顾后”，他们更愿意充分利用此时此刻享受生活。Jean-Marc Léger在2016年出版的《破解魁北克密码》一书中试图量化讲法语的魁北克人的独特之处，他问他们和讲英语的加拿大人：活在当下重要，还是为未来准备重要？54%的讲英语的人选择了为未来准备，仅有26%的讲法语的人做了同样的选择。这是一个惊人的鸿沟。

 

正如Jedwab所说的那样，加拿大的整个疫情噩梦和其他地方一样，像是进行一个巨大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实验”。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保住人们的生命方面，有些省做得比其他省好得多。一些加拿大人对封锁的接受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怀疑论者似乎否认了省长Kenney在阿尔伯塔省的对疫情处理的支持率升高；根据最新的Angus Reid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只有42%：正如Stuart Thomson在《国家邮报》上所报道的那样，科学专家对什么真正起作用和什么没有起作用的问题仍未得出结论。

 

加拿大人口众多。其中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害怕，而另一些人则没那么害怕。当这场疫情结束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的东西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