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38)

 

 

更让人听了要肝颤的是，不少被杀者其实是多种工具并用搞死的。安治公社光辉大队处死反革命杨世波时，最先下手的是当时民兵队的积极分子李守高（此人后来一生无妻无后，穷困潦倒中死去。行凶者后来的命运大都凄凉，我将在本文最后专辟一段《报应的丝毫不爽》来对此进行分析），他用梭标捅杨，杨发出尖厉的嚎叫，吓得其他准备行刑的民兵都逃走，但马上被大队领导喝斥：谁走谁受严惩！结果民兵们又回去，有的用棍，有的用石头，有的用梭标，一起将杨杀死。不少杀人现场的目击者都提到过，这些被“民办枪毙”的人，很少有能一次毙命的，都经过了痛苦的垂死挣扎。有目击者看见，一个在河滩被杀的人，一只手抓住了鹅卵石，苦苦挣扎中竟然把坚硬如铁的鹅卵石给抓碎了，因此他一直相信：垂死挣扎的人最后迸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

最惨的遇难者是安治公社石水大队剃头匠陈冬发。或许因为才20岁左右，他的生命力还极旺盛，肚皮被捅了几个洞，肠子都漏出来了，他还没死。居然自己深夜摸回了家，还敲门叫家人。家属不知是因为怕被大队清算还是怕鬼，硬是不敢开门。结果陈冬发死在家门口，手里捧着自己的肠子。

2）、杀了些什么人。读者从上面的遇害者名单就知，数量最多的（约占9成）就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其次就是农村传统手艺的传承人，比如专帮人看阴宅阳宅风水的地理堪舆先生，比如走街串巷接触人多从而信息比较广的剃头匠，这类人大都是农村的边缘知识人或是有信息渠道的人，其掌握的知识是新政权所谓的“四旧”和封建迷信的范畴；第三类就是还能保持点独立思考并敢于表达出来的人。比如偷听“敌台”的人，比如说律阳公社下塘村那位胡姓农民，是贫下中农，成分很好，但对大队干部老叫他去搞毛思想“三先”宣传不满，因为严重影响他耕作自留地，只说了一句“我是个作田佬，只知道作田能搞来饭吃，搞三先能搞到饭吃？”，就此被认为是对党的政策不满而遭杀。也就是说，这次大屠杀是继当年的土改之后，对农村精英的再一次扑（补）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大队都发生父子、兄弟一家数口人一起被杀，甚至几近满门操（抄）斩的情况。

3）、如何草菅人命。“三人话，死一人”是瑞金知情者评说这个血腥大屠杀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杀或不杀，大队三个负责人（一般是书记、主任和民兵连长）商量一下就可以。一旦交给了三个根本没有法律常识的大队干部生杀予夺的权力，杀谁不杀谁，他们首先考量的当然就是自己的利害关系。律阳公社合溪大队的杨俊平，本人参加红军算是老革命，在村中杨姓中较有威望，但由于在氏族纷争中得罪过时任大队书记的刘某某，结果就在这次“三查”运动中遭捕杀。律阳公社樟树下村的杨春生，对时任大队民兵连长杨人辉调戏妇女的行为提出过意见，遭其忌恨，也在这次运动中给杀掉了。还有利用这次机会想灭掉政敌的，如黄柏公社老革命谢祥运，文革前当过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这次因历史问题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抓，准备杀的当天，县里领导打来电话传达上级停止杀人的命令，并特别问谢祥运杀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说还没有杀，结果被时任黄柏公社“三查”小组组长罗敬寿大骂一通，说“你应该说已经杀掉了”。捡了条命的谢祥运其实仅仅在当副书记时曾经因工作与罗敬寿有过小过节，而罗竟然就动了杀心。

实际上，瑞金当时不少大队在得到上级的通知以后，并没有停止屠杀，而是告知上级已经杀了，而后抓紧把人杀了。很难搞清楚是一种什么东西让这些大队干部杀红了眼。瑞金糖厂的保卫科长白成钢，是被县里派去日东公社制止杀人的。没想到遭到日东公社干部的抵制，说抓起来的阶级敌人怎么可以放过？可叹白成钢也是个极左份子，竟然同意了公社的意见，在抓起来的21个人，杀了8个。其中一个是日东垦植厂的右派分子，关押时已经被打断了双腿，公社干部说此人留下来还要花费人工照顾他，不如就杀了吧，结果就杀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