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39)
——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来源: 潘文鸣
由于无章可循,不少大队在执行中就成为乱捕乱杀的血腥闹剧。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的地主分子杨庆英被押去公社的路上,他的儿子杨长福挑着担子刚好路过。他喊了声“爸爸”,并质疑民兵为何抓他父亲,结果也被民兵一起抓去,当晚父子俩一同被杀。壬田公社青龙大队的钟延辉,本来大队是要抓他的小脚老婆的,结果她在洗澡不方便出来,民兵就抓了钟延辉,当晚就杀掉了,他老婆倒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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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阳公社岗下大队年过六旬的老人刘惟仲以坏分子的名义被抓,他的儿子刘立芹去大队部讨说法,结果也被抓起来,父子俩当天一起被杀!安治公社光辉大队原来是要杀的是右派张顺春和曾任国民党军队文书而定性为反革命的杨学文,但此两人均闻风脱逃。大队竟然就将刘瑞志、刘瑞兰两兄弟顶上名额杀掉。这兄弟俩成份是上中农,本轮不到杀他们,但他俩被人举报鞋是湿的,有畏罪潜逃迹象,就此被杀。
4)、杀人劫财。我采访到的每一个杀了人的大队,无一例外都对被杀者的财产进行了公开的掠夺。每个大队杀人的当天,都要开一桌大餐,大队干部和执行杀人的民兵可以饱餐一顿,而粮食和肉菜则是来自被杀者的家里。律阳公社大坪村的刘德邻是当时村里的民兵,他没敢杀人,被大队指派在杀人时负责打手电筒。他记得当时的一个细节:当时他受大队领导指派,骑着单车去把从被杀者家里抓来的鸡运到队部食堂,鸡被捆住了手脚,报纸包好绑在单车后架上,鸡在挣扎,路上的熟人还跟他打招呼:“拿鸡去卖?”,他没敢回应,只能点个头含糊过去。刘在一年后当兵,几年后又转业为一家国企的干部,现退休在家,对这次大屠杀有反思,是不多的愿意讲点当时情况的民兵。
被杀者已死,其家属则还要遭受基层政权的掠夺、羞辱与作践。岗下村被杀富农刘绳凤的大儿媳赖凤娇现在聊起当年的屈辱还是一脸怨愤:他们这些“黑五类”家属在队里分配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而工分却永远只有普通村民的一半,而且还要经常遭白眼挨训,大队干部经常指着鼻子骂他们:你们这些反动分子,给我老实点。这些家属也基本不能有任何私产,赖凤娇说那两年大队干部经常会窜到他们家里,看到有什么好吃或是可用的就拿走,你还不敢吭声。前面提到的律阳公社绵塘大队农民胡某是个鳏夫,他被杀后,留下两个分别是11岁、9岁的孩子,由于是反革命后代,没人敢理,两个孤儿就自己到田里河间摸些田螺小虾来吃活命,衣服烂了也没得换,真成了自生自灭的“野人”。还是村里两个善良的老太婆偷偷接济他们,两个不幸的孩子才存活下来。1972年胡某冤案平反后,两个孩子拿到了点赔偿金。
律阳公社大坪大队的杨庆云自己逃走了,结果两个儿子却被杀,包括其9岁的“满子”(瑞金话,意指最小的儿子)。其因此精神崩溃,没多久就死了。沙洲坝清水大队的杨庆金被杀后不久,其妻虽改嫁但终日郁郁寡欢,没多久就自杀了。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可以想见,他们的冤杀给他们的家庭造成的是怎样的重创。
安治公社革委会主任杨达,对杀人工作布置得很周密,要求各大队要回头清点尸体。这一清点,还真发现石水大队年青的剃头匠陈冬生还没断气,自己爬回家。在1972年平反大会上,专案组组长葛凤祥还以此揶揄杨达:“杀人你们倒做得细致,弄死了人没忘记点人头,你若是把这种敬业精神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共产主义可能就早实现了”。
安治公社革委会主任杨达,对杀人工作布置得很周密,要求各大队要回头清点尸体。这一清点,还真发现石水大队年青的剃头匠陈冬生还没断气,自己爬回家。在1972年平反大会上,专案组组长葛凤祥还以此揶揄杨达:“杀人你们倒做得细致,弄死了人没忘记点人头,你若是把这种敬业精神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共产主义可能就早实现了”。
五、大屠杀中人性的善恶。
亲历者告诉我,不少趁运动来泄私愤、报私仇之丑事,40余年后听之,犹觉毛骨悚然:人性之恶,竟至于斯!
安治公社民星大队的胡荣明,一辈子撑竹排帮人运货卖苦力为生,即使按当时的身份标准,也不应该是被“三查”行列(对象)。但此人喜揭人短,曾举报过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得罪权势人物。9月23日那天,权势人终于得到构陷他的机会。胡荣明被通知去大队部开会,等他急冲冲赶到时,大队一帮人突然把他抓住,从他的背囊中搜出一把刀,领导一声喝:胡荣明,你敢谋反?打死这个现行反革命!可怜的胡荣明在队部被一顿乱棍当场打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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