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40)

 

 

还有光辉公社的邓新兰，本就是一农妇，出身不好，她曾与时任大队妇女主任刘某娣（此人现在还活着，姑隐其名）因琐事结过梁子，没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此刘某娣是时任大队书记杨庆湖的姘头，两人合谋给邓新兰定了个罪，40余岁的邓新兰便成了屈死冤魂。

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敢于讲公道话。律阳公社上坪大队书记杨远洲的妻子刘香发，她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客家农妇，当她听到当天晚上大队就要杀人了，她一整天坐立不安，最后她关起门，生平第一次对着丈夫骂起来：“乌皮佬（注：杨远洲书记皮肤黑），你今天要敢下令杀人，我就拼着这条命也要跟你离婚！这些乡邻又没杀人放火，为什么要杀人家？人命不是猪狗呀，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没这天理呀！”远洲书记似乎对一向百依百顺的妻子的“瞬间爆发”并不吃惊。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乌皮佬”的习惯就是有心事时默默不停地抽烟，她知道自己说的话起作用了。果然，远洲书记按公社的统一要求，大队被抓的这些犯人要在当晚10点前全部押到村外一名叫个禾巅脑的小山，11点半开杀。隔壁的东升大队领导一向对远洲书记敬重，做啥事都紧跟上坪大队。10点到了，东升大队派人过来问远洲书记，是不是该行动了。远洲书记一会说这个犯人要换件衣服，一会说那个要给家里交待点事，总之就是拖着。东升那边也就等着，拖到接近午夜12点了，超过预定的开杀时间快半个小时了，突然上级来了电话：停止杀人！结果就是这两个大队，在这次全县的疯狂大屠杀中，一个人也没杀！也许这一天在刘香发的印象中太深，45年后的今天，老人家对那个惊险的日子居然可以脱口而出：8月初4！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农历1968年的8月初4，是公历的9月25日。

关于屠杀消息如何传到中央，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是福州军区某首长的小车经过瑞金沙洲坝公社一个河滩时，看到清水大队杀死的8个人死状惨烈，下车知道实情后马上上报到了中央；一个说是瑞金籍少将钟辉的侄子被杀，在北京的钟辉得讯后通过自己渠道上报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指令停止屠杀。也许两个渠道都有，但指令要从中央传到大队一级，中间会有时间差和人为的阻碍。据当时在江西支左的年轻军官汝其的《支左日记》批露：“瑞金继23、24号两天大开杀伐之后，又连续杀了三天。25日杀15人，26日杀16人，27日杀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车。”

另一个是沙洲坝公社沙洲大队书记杨荣鉴，他对杀人合法性有疑问。事隔46年，2014年11月28日下午的沙洲坝大街边的一间店铺里，80岁的老书记杨荣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公社要求杀人的领导提出要看三个文件：一是中央的政策文件，二是关于这些被关押之人罪证的法律文件，三是公社要求大队执行枪决的命令文件。老书记当时不仅顶着上级的压力，而且还要顶着几个手下（极左分子）的劝诱。时任大队副书记杨庆秀就以别的大队都已经执行命令为由不停地劝说老书记下令，而且还不惜伪造被关押之人所谓的“当过伪保长”之类黑材料来诱使老书记下令。耿直的老书记为此事还在三年后的平反工作中向组织举报过杨庆秀的造假行为。知情者对杨庆秀的评价都极低：此人功名心极强，为了升迁不惜以杀人来向上邀功，结果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人十几年前已经吃农药自杀不得善终。而当年捡得性命的三名“坏分子”杨荣穆、杨家忠、杨荣煌此后一直对老书记感恩并尊敬有加。老书记本人则表示，他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他当时就对“社教”工作组对大队干部的莫须有的指责反感，当时就想撂挑子不干啥子书记了，“我自小也是作田出身，做回农民也不会饿死”，老书记回忆当时的心绪时说。

六、主义的恐怖：被戗杀的人伦

主义的恐怖显然把百姓吓傻了，岗下大队被杀掉的6个人，当天居然没有一个家属敢去收尸。结果还是第二天，有个大胆点的家属偷偷去就地挖个坑把人埋了，其他家属随后才敢效法。“但尸体上绑的绳索，家属都没敢解开，更别说给死者换件衣服，都是就地挖坑草草掩埋”。现年81岁的刘惟吉老人说，“当时我77岁的老父亲也一样”。客家人一向注重对亲人的葬仪。所以，刘惟吉在45年后的今天跟我谈起对父亲的草埋，还觉得内疚。“但当时我怕呀，怕如好好葬了我爸，大队说我同情反革命呀”，刘惟吉说。(待续)